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围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这一主题分别进行了影响因素传导机制分析、现状分析与实证分析。其中，在机制分析中，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的不同将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分为四类，分别是市场、战略资产、效率以及资源禀赋，这些影响因素为中国扩大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状分析中，得出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且对不同区域的直接投资具有很大差异性的结论。并发现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对沿线国家总投资的绝大部分，对南亚以及中东欧等沿线地区的投资占比较小等问题。因此，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面临区域优化的迫切要求。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水平、基础设施质量、科技创新能力、政府治理水平以及中国对东道国出口水平都是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均对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和投资距离会阻碍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分区域来看，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领域，自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总量与规模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6 年，对沿线 53 个国家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将近 10%，投资额为 145.3 亿美元；2017 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对“一带一路”沿线 58 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为 201.7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2.7%。可见，“一带一路”的推动实施，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与中国投资合作的沿线国家数目也在持续增加。
“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开放策略，不断促使中国对沿线国家更好地顺应国际经贸格局的多元变化，积极融入到全球新的分工网络中。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动，沿线国家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发展区域。中国企业以“一带一路”作为平台进行海外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内优势富余产能的国际合作。同时， “一带一路”的推动实施对中国进一步建立对外开放的新型国家合作关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发挥着重大作用。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内企业在实现广泛海外布局的同时，有利于释放经济下行周期中的市场风险，通过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效平衡和降低企业单一市场的运营与行业周期性风险。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下的经济海外布局，有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虽然，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对外投资挑战。目前，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临近的东南亚国家，2017 年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占整个沿线国家的一半以上，表现出明显的投资地区失衡。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行业集聚性，企业主要投资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以及制造业等传统领域。此外，虽然“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比较多，范围比较广，但是也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很大的区域因素限制，即便投资规模实现了快速增加，但是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差距较大，政府治理能力良莠不齐，导致了中国对外投资不确定性的增加。可见，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存在着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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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伴随着中国与各国及地区间直接投资的增加而日益增加，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为：
1.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研究
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影响着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而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不断增加，学术界为解释不同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展开了投资动机的研究。关于对外投资动机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寻求海外市场，增加企业利润。Athreye S，Kapur（2009）[1]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接着是为了确保资源获取的安全性。肖文（2014）[2]以民营企业为样本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得出民营企业投资动机以开拓海外市场和转移生产为主的结论。二是寻求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规避贸易及关税壁垒，节省企业生产交易成本。Helpman（1984）[3]分析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是获取国外丰富的自然资源，缓解国内资源紧张状况。Amighini（2011）[4]以资源领域相关行业为例，利用 2003-2008 年间的对外投资数据，分析指出资源寻求动机是资源领域行业对外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三是以寻求技术、人才等重要战略性资产为主要目的。Buckley（2008）[5]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中以战略资源以及效率为最新，且地位日渐重要。牛秀芳（2015）[6]以华为公司为例，深入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机，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四是政策性动机，逃避不稳定的因素。LouisJ.Wells（1983）[7]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基础上，将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比较，得出除了上述三种动机外，还存在政策性动机，目的是分散国内由于政治经济不稳定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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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机制分析
2.1 市场因素的影响机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增加销售收入和拓展产品在国外市场占有率为主要目的，建立多种生产与销售机构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以中国对东道国市场规模与发展潜力有良好预期为基础的。上世纪 70 年代，巴克雷（Buckhy）和卡森（Cassion）首次提出了市场内部化理论。该理论把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运用到国际直接投资模型当中，解释了为何对外直接投资比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依据该理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企业以提高产品在投资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为主要目标，通过在东道国建立境外服务与销售中心，刺激其市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中国对其投资；二是采取在东道国直接投资设厂的方式，不仅能够达到规避贸易壁垒的目的，还可以利用投资与出口之间的互补效应，促进中国企业对东道国在中间产品与服务等方面出口的同时，反向刺激中国对其投资。同时，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企业将中间产品通过外部市场进行交易将会存在较高的额外交易成本，无法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因此，为了能够降低这部分较高的交易费用，同时减少技术外溢风险，企业可以考虑建立一个跨国内部化市场，直接在东道国投资建厂，利用企业的协调机制使得内部资源在各子公司之间合理配置。这一理论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就是交易成本，同时指出企业对东道国开展投资的过程就是其进行市场内部化的过程。
同时，考虑到投资国企业在本地市场可能已经经营多年，大量的竞争者参与国内竞争，企业的利润率可能相对较低，因此为了突破经营瓶颈，企业往往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具有较大市场开发潜力的国家进行投资，“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积极倡导的策略，为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较大的便利性。企业通过将产品销售到海内外不同的国家，采取差异化的产品策略，满足世界范围内的消费者需求，可以扩大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获得更高的企业利润。市场因素影响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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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战略资产因素的影响机制
战略资产与自然资源资产不同，战略资产更多的是指那些对企业的生产起关键作用的资源，包括专利，品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重要资产。战略资产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由于企业希望获取东道国更多的研发资源、先进技术、品牌效应以及管理经验等要素，传统方式是以新建或跨国并购当地企业为手段，集中在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资本输出，目的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效率。其对中国跨国直接投资造成影响的传导机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东道国境内新建厂地或收购其高科技产业，从而直接获得其领先技术和原有品牌效应等战略性资产，然后通过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向本国转移获取的前沿技术，进一步提升本国的自主研发能力。从而促进中国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而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更为双方技术合作提供投资动力。二是由于新产品、新技术换代周期较短，企业不可能将生产流程所需要的技术都用企业内部的资金进行研发，这样不仅占用资金较多，而且还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因此，投资国更倾向于以合作的方式在技术领先国家设立共同的研发部门，利用当地的信息资源、先进设施、技术人员等优良的研发条件，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再通过激发企业原有品牌效应和营销网络来使得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从而为投资母国与东道国拥有领先技术的企业开展技术投资提供一定的机构支撑。下面是战略资产因素影响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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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16
3.1 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 16
3.2 投资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