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支学科、史学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一个交叉学科，环境史研究六十年代最早在美国兴起。此后便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对传统史学以及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形成强烈的冲击和渗透。要想深入了解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及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就必须重视环境史学史的研究。一般来说，美国环境史研究可以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中外学术界对前一阶段已经有所总结。本文尝试对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成果、新趋势进行初步的归纳和探讨。 二、城市环境史研究
一、九十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概述
为了便于全文的展开和对美国环境史的新进展有清楚的认识，有必要对美国环境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
在这一时期，美国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1环境史的定义。经过多次讨论，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以环境主义为理论指导去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指出它不同于以往的人类历史，不能把所有的历史资料都纳入研究范围；它的主要学科意义在于扩展历史研究的范围，重构历史；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跨学科研究。2美国的环境保护史。主要研究美国人在进步时期如何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政府通过建立环保机构、颁布行政法令、议会通过立法来恢复已受破坏的环境，保护濒危的自然。说明保护环境是为了更好的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当代环境主义的发展提供历史基础。美国的自然观及其思想家。探讨美国思想家对自然和环境保护的认识。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崇拜自然，白人移民到来后开始把人与环境进行二元对立。六十年代环境运动之后，美国人重新找回生态学家和进步时期思想家的智慧，如F.克莱门茨、H.梭罗、J.缪尔、A.利奥波德、G.平肖等，廓清了保护思想史中的美学派(非功利性自然保护)和效率派(聪明利用的功利性资源保护)和公平派(在对属于全体公民的资源开发中实现公平和民主)。其中前者与后两者存在着内在矛盾，时常发生冲突。公平是效率派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只是达到公平的手段。3美国人对环境的破坏及其造成的可怕后果。白人移民一踏上北美大陆就开始改变原有的景观，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造成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依次展开的严重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对三十年代大草原上的尘暴的研究证实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造成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与同时期美国史学的发展和此后九十年代环境史本身的发展相比较，本时期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本时期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更多地集中于农村自然环境，注重对农业生态史的探讨。美国环境史大师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就是要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农业发展比工业革命更早地改变了生物圈，因而环境史主要研究农业生态史，以此来发现自然的内聚力、模式和整体性。这个观点是总结了20年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后得出的，因而也得到了许多环境史学家的支持和响应，如提出“生物旅行箱理论”的A.克罗斯比。农业生态史模式试图以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线，甚至想从中找出美国精神的内核及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显然，这和环境史的诞生深受边疆史学派的影响大有关系。它重视对西部和农村的荒野和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历史的研究，忽略甚至排除了城市环境在环境史中的地位。因此本时期的环境史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第二，本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偏重于环境政治史和环境文化史的研究。环境政治史主要研究白人男性精英在环境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在议会的辩论，形成的压力集团，以及如何执行保护政策。环境文化史主要研究关于环境的思想和知识之演进。由此可见，本时期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与传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进行交叉，对差不多同时兴起、蓬勃发展的新社会史、技术史并未进行有效的借鉴和融合。第三，本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突出表现了“碎化”分散、地区化研究的特点。六十年代，美国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各种亚文化和非主流群体颇受历史学家的关注。史学家片面强调所研究的主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中各派别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种形势客观上要求环境史研究关注一个一个的小问题。美国历史学界似乎也形成了对越来越小的问题或个案进行越来越多的分析，似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更有学术价值的风气。在环境问题研究中，各地区的小生境千差万别，当代环境主义中的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势头强劲。这也促使环境史研究更重视区域特点。这种过度专业化、多元化和区域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概念和新知识，但过度的碎化必然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严重忽视综合，对环境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全球环境史等一系列全局性重大问题缺乏创建性研究；二是对于一些综合性著作嗤之以鼻，认为它无法促进研究的发展。本时期唯一可见的一本由J.M.皮图拉著的《美国环境史》也被认为是综合了别人的个案研究成果的教科书。
美国环境史研究的这种现状显然难以适应学科深化以及九十年代美国社会和环境运动发展的要求。八十年代，新社会史研究达到高潮，其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也扩及环境，逐渐打破学科界限，向环境史渗透。环境史的发展也不能无视新社会史的新成果、新理论和新方法，更不能拒绝与新社会史的交叉。里根和老布什共和党执政时期，为了满足资本家和下层劳工的利益要求，强行降低有关环境标准，甚至废除一些环保法规，出现了官方环境主义的倒退(GreenBacklash)。但这却激起了民间、非主流环保运动的大发展，过去曾被忽视的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妇女等社会群体积极投身环保。这在客观上要求环境史研究降落民间，采用自下而上、注重普通群众的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一些新的研究热点。美国史学界也展开了呼唤综合的大讨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B.贝林在1981年度的主席致辞中明确指出，美国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是深化以往的专门化研究，而是在消化吸收已取得的各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深化，进而写出综合性著作。这一争论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国际责任增大，美国的环境运动也转向更多地关注全球性环境问题。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区域环境只是全球环境这个统一整体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还是“地球人”，大家共同生活在不可替代的“地球号宇宙飞船”上。当然，美国人意识的这种变化含有很大的霸权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环境史提出了综合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新要求。
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为满足自身发展和现实社会的要求，迅速调整了研究课题和方法，形成了新的、深度交叉的次分支学科，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将从城市环境史、环境种族主义史、环境女性主义史、环境技术史和综合研究五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城市史在美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部边疆开发完毕、美国城市化宣告完成之时，但它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大约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1953年成立了美国城市史学会，次年出版了学术刊物，城市史课程也进入大学课堂。这时正是美国城市开始郊区化的时候，城市史就是在城市衰落时研究它的成长、衰败和未来的；认为城市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环境变迁等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城市史重在探讨从乡村到城市、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城市的集体主义和频繁的流动性正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史是在边疆史衰落后对美国精神的新探索和补充。与重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环境史不同，城市史主要研究城市和人工环境(built environment或human-made environment)。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选址时，人们首先考虑的是那些当地环境适宜运输、便于供水和废物处理、易提供粮食、原料等的沿河、湖、海地带。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目标改造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引入新的动、植物物种，建成新的人工环境和小生境。这是城市史和环境史结合的客观基础，但要真正实现交叉，尚需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各自深化和打破学科界限。
早在1969年，研究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历史学家P.J.施密特就出版了《重回大自然：城市美国的阿卡狄亚神话》一书，探讨了设计师F.L.奥姆斯代德的城市建设思想，即最好的城市是在连接人造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既能满足人的生物要求、又能满足人的社会要求。这本书从思想史的角度首次研究了城市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此后城市史相继从城市规划、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关系、技术和城市的新陈代谢、城市中的社会、性别和政策问题等角度对城市与环境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但直到1994年，城市史学家C.M.罗森和J.A.塔尔合编了《城市史杂志》的“环境与城市”专辑，才打破了城市史固有的理论藩篱和学科界限，从理论上接纳了自然环境，也提出了城市即人造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环境史学家也在积极努力探索。1980年，M.V.梅洛西编辑出版了《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一书，从综合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角度切入，把城市纳入了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中。1993年，他在《环境史评论》上发表了“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一文，从理论上扫清了城市成为环境史研究重点的障碍，对环境史学家D.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进行反动和修正。他认为把城市仅看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的观点是不对的，在农业社会就已有城市存在，它对生物圈的影响和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同样重要。城市本身就是个环境空间，人工环境虽然与自然环境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环境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纯粹原始的环境状态在许多地方早在数百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