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护理论文范文，本研究基于回授法的护理干预方案具有针对性，确保信息有效传达。本研究基于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现状、文献回顾，构建NICU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的护理方案初稿，再通过专家会议法形成NICU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的护理方案终稿。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研究表明，高危儿是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人群[1]，我国不同省份地区高危儿总体检出率约占新生儿人数21.58%[2]。高危儿是指那些在出生过程中或出生后存在较高健康风险的新生儿，这些风险因素可能包括早产、低出生体重、先天性疾病、母体异常妊娠、分娩异常等[3-4]。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5]，女性初次分娩年龄的推迟，高危儿的比例有所上升，这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新生儿重症监护室[6-8]（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是专门收治高危儿的医疗部门，提供专业的医疗技术和护理服务，高危儿在NICU中接受治疗和监护，以确保他们的健康状况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改善。然而，即使在出院后，高危儿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感染、喂养困难等，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他们再次入院，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9-10]。如果照顾者在高危儿出院前准备不足且缺乏足够的照顾能力，将直接影响高危儿在出院后接受到的管理和照护，从而导致高危儿出院后的患病率和再入院率增加[9-10]。
高危儿出院后主要照顾者为其父母[11]，我国的产妇有“坐月子”的习俗或部分高危儿母亲因医疗并发症、产褥期相关并发症（如乳腺疾病高发病风险、产后疲乏、产褥期感染、睡眠障碍、静脉血栓栓塞等相关并发症方面）需卧床休息或转入重症监护室严密监护[3,12-17]，阻碍了高危儿母亲参加出院照护能力知识培训活动。高危儿父亲则有更多的机会向医护人员学习照顾新生儿知识[7]，此时高危儿父亲则成为出院照护能力的主要学习者和高危儿的主要照顾者，更是向高危儿母亲传授照护能力的传递者。
1.2文献回顾
1.2.1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学习，主要通过参与高危儿父母的出院准备计划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出院准备计划实现。国外已开始实施高危儿父亲出院后照护能力培训计划，旨在增强其出院照护能力[33]。美国儿科学会根据高危儿出院准备计划指南推荐，制定了个性化教学计划帮助高危儿父母获得照顾高危儿所需的照护技能和判断力，如具体的书面教学大纲清单有助于高危儿父母获得完整性照护能力指导和经验，以及电话随访有助于高危儿父母进行健康教育并适应高危儿照护护理，以提高高危儿父母照护能力[34]。在伊朗[35]，高危儿父母通过参与结构化出院准备计划，提高了照护能力，缩短了高危儿的住院时间，降低了医疗费用，减轻了家庭负担。在瑞典[36]，有83%的高危儿家庭接受了结构化出院准备计划，提高了家庭的主要照顾者的出院照护能力。一项研究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26家三级医院NICU进行了家庭综合护理干预模式的出院准备计划[6]，提高了干预组主要照顾者出院照护能力，提高了母乳喂养率，促进了高危儿的身体健康，并改善了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
1.2.2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学习，主要通过参与医务人员制定的护理干预方案来实现，干预人群主要为父母和家庭主要照顾者，缺乏针对性干预指导。Zhang等[37]制定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出院准备计划，提高了家庭主要照顾者出院照护能力和出院满意度。黄美霞等[38]人制定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出院准备计划，提高了家庭主要照护者出院照护能力和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同时降低了高危儿非计划再入院率。王琦[39]应用出院准备计划提高了家庭主要照顾者出院照护能力，提高了母乳喂养率，降低了溢奶、呛奶和尿布性皮炎发生率，促进了高危儿的体格生长发育。王芬等[40]利用智能“云随访”APP对高危儿父母进行干预，增强他们的出院照顾能力，降低了高危儿再入院的可能性。
第二章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现状调查研究
2.1研究对象与方法
2.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3月～7月在云南省某三甲综合医院选取符合纳排标准的高危儿父亲作为研究对象。
（1）纳入标准：①48小时内转入NICU，住院时间≥3天，且确诊为高危儿[63]的患儿父亲；②22岁≤年龄＜60岁的高危儿父亲；③高危儿父亲意识清楚，无沟通障碍；④高危儿父亲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
（2）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疾病的高危儿父亲；②高危儿父亲有严重疾病；③高危儿父亲生活不能自理；④高危儿合并严重先天性疾病或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患儿父亲；⑤高危儿非计划性出院、转院或死亡的患儿父亲。
（3）剔除标准：①无效问卷；②缺失问卷。
2.1.2样本量计算
样本量至少是研究变量的5~10倍[64]。本研究工具共涉及17个研究变量，考虑到可能有无效问卷，增加10%缺失率，样本量数目范围为94～187份，具体算法为17×5×（1+10%）≈94份、17×10×（1+10%）=187份，总共发放了142份正式调查问卷，剔除了10份缺失或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132。
2.3结果
2.3.1高危儿及其父亲一般资料
高危儿性别比例女58人（43.9%），男74人（56.1%）胎龄＜37周27人（20.5%），胎龄≥37周105人（79.5%）；首胎101人（76.5%），非首胎31人（23.5%）；剖宫产55人（41.7%），顺产77人（58.3%）等；高危儿父亲一般资料：年龄＜28岁26人（19.7%），年龄28～29岁29人（22%），年龄≥30岁77人（58.3%），高中及以下60人（45.5%），本科或专科47人（35.6%），硕士及以上25人（18.9%），公职人员20人（15.2%），职员28人（21.2%），工人25人（18.9%），个体15人（11.4%），无业5人（3.8%），自由39（29.5%）；家庭月收入多以≥10000元为主，占73.5%；非常重视新生儿照护能力者占75%等。见表2.1。
第三章构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的护理方案.................18
3.1方法..................18
3.1.1构建方案初稿阶段.......................18
3.1.2构建方案终稿阶段...............................19
第四章基于回授法提升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的应用研究.........31
4.1研究对象与方法......................31
4.1.1研究对象.........................31
4.1.2样本量计算...................31
第五章结论.................................43
5.1本研究结论.........................43
5.2本研究创新性..........................43
5.3不足与展望............................43
第四章基于回授法提升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的应用研究
4.1研究对象与方法
4.1.1研究对象
为保证干预人群的可比性和足够的样本量，排除前期调查中出院照护能力有显著差异的人群（P＜0.05）。前期调查分析中，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危儿生育类型、出生体重和高危儿父亲文化程度是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的影响因素，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育类型方面，非首胎出院照护能力显著高于首胎；高危儿出生体重方面，2500～3999g阶段或≥4000g阶段出院照护能力得分显著高于＜2500g阶段；高危儿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学历硕士及以上阶段出院照护能力显著高于本科或专科阶段或高中及以下阶段。因此，为增加干预人群的可比性和保证干预研究的样本量，排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人群有：生育类型（非首胎）；高危儿出生体重（＜2500g阶段）；高危儿父亲文化程度（硕士及以上阶段）。
于2023年9月至2023年12月在云南省某三甲综合医院NICU选取符合纳排标准的62例高危儿父亲作为研究对象，此研究为类实验研究，纳排标准如下：
（1）纳入标准：①48小时内转入NICU，住院时间≥3天，且确诊为高危儿[73]的患儿父亲；②22岁≤年龄＜60岁的高危儿父亲；③高危儿父亲意识清楚，无沟通障碍；④高危儿父亲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
（2）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疾病的高危儿父亲；②高危儿父亲有严重疾病；③高危儿父亲生活不能自理者；④高危儿体重＜2500g的患儿父亲；⑤高危儿父亲文化程度≥硕士者；⑥高危儿合并严重先天性疾病或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患儿父亲；⑦高危儿非计划性出院、转院或死亡的患儿父亲；⑧随访失联者。
（3）剔除标准：①无效问卷；②缺失问卷。
第五章结论
5.1本研究结论
（1）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水平处于中等偏下，高危儿生育类型、出生体重和高危儿父亲文化程度是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的影响因素。
（2）本研究基于现况调查、文献回顾、专家会议法构建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的护理干预方案，贴近当地政策法规和家庭情况，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为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的临床护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3）采用回授法实施本研究构建的出院照护能力护理方案比采用传统健康教育方案更能提升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并能降低高危儿非计划再入院率。为医护人员有针对性地提升高危儿父亲出院照护能力提供理论基础及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