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学者、文学家兼名臣纪昀所作之笔记小说集。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历官左都御史，兵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除主编《四库全书》外，在文学创作上的主要成就。全书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各4卷，《滦阳续录》6卷，共24卷，笔记1000余则。所有笔记都是在其晚年（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三年）陆续写成。嘉庆五年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总名《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后通称《阅微草堂笔记》。关于这部笔记小说集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历来众说纷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①
本文将着重就《阅微草堂笔记》一书的反理学主旨作一探讨。
一、关于理学及纪昀反理学之渊源
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宋明时期的理论表现形态之一，是在吸收、融合释老思想的基础上对早期儒学进行修正的结果，也是对隋唐五代以来儒学的式微而作的复兴努力的结果。经过历代的不断融合，至宋朱熹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糅合佛老，兼采二程（程颐、程灏）、周敦颐、张载等人的思想，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由于理学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主张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理学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影响中国社会达五六百年之久。“设科取士，非朱子之说者不用”，士人学子科举、考试皆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圭臬。②至康熙时期，清政府为了从思想上控制知识分子，钳制广大群众，特颁布《圣谕》十六条，在全国各地推行以封建纲常为主要内容的程朱理学思想。“十六条”晓谕满洲十八旗并直隶各省督抚，转行府州县乡村广大居民，每月朔望日，各地村庄都要向村民讲解十六条以推行“教化”。此后的历代皇帝奉康熙《圣谕》十六条为祖宗之法，影响极大。③由于康熙宣扬理学所阐发的道理“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④，这种理学万能论、顶峰论的观点同时也预示着理学已经丧失了内部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可能，而沦为僵死的封建教条。明末清初时期，空谈义理之说辈蜂出，就连纪昀的景星、景辰两位曾伯祖也因空谈而丧生：“崇祯壬午，厚斋公携家居河间，避孟村土寇。厚斋公卒后，闻大兵将至河间，又拟乡居，濒行时，比邻一叟顾门神叹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迟敬德、秦琼，当不至此。汝两曾伯祖，一讳景星，一讳景辰，皆名诸生也，方在门外束幞被，闻之与辩曰：此神荼郁垒象，非尉迟敬德秦琼也。叟不服，检丘处机西游记为证，二公谓委巷小说不足据，又入室取东方朔神异经与争。时已薄暮，检寻既移时，反覆讲论又移时，城门已阖，遂不能出。次日将行，而大兵已合围矣。城破，遂全家遇难。”（《滦阳续录三》，《阅微草堂笔记》第492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至纪昀所处之乾嘉时期，由于清王朝的统治日益稳定，统治者逐渐调整其文化政策，对理学由尊奉慢慢转为贬抑。我们从乾隆的两次诏书中即可看出乾隆朝对理学态度的变化。乾隆五年（1740）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⑤可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朝廷对理学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认为自宋儒以后，出现了“标榜名目，随声附和……大道愈晦”⑥的现象。随着乾隆对宋儒了解的日益深入，他发现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并不完全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有的甚至对清王朝的统治间接地构成了威胁。最高统治者对宋儒理学态度的转变使当时的学术界开始对理学由尊崇转为怀疑甚至批判。此时，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戴震应时而生。戴震（ 1724 ～ 1777 ），字东原，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安徽休宁人。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的气是宇宙本原，阴阳、五行、道都是物质性的气。认为理是事物的条理，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理就在事物之中，“理化气中”。在伦理思想方面，认为人“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他主张要区别欲与私的界限，认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要“理存乎欲”，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满足，而不能只“存理灭欲”。他还提出“以情洁情”的主张，反对道学家的伪善，“以理杀人”。⑦
纪昀与戴震的私交极好，他后来给戴震弟子的诗中说他非常怀念他与戴震相处的时日：“披肝露胆两不疑，情话分明忆旧时。”⑧从“披肝露胆”四字中我们亦可看出纪昀与戴震在思想观点上应当是相近的，某种程度上戴震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纪昀。
乾隆宠臣的特殊地位、戴震思想的影响及纪氏家庭固有的“重人事、轻天道”的思想传统，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纪昀反理学思想的渊源。
但官至尚书、协办大学士的纪昀的思想当然不会有戴震那样的激进，而且对国事的操心也不允许纪昀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理学，批判理学。尽管如此，在他主编的《四库全书提要》里还是到处充斥着对宋儒的诃责之词，在晚年，纪昀更是把他的反理学思想灌注到《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去。例如其中一则笔记记载了一习儒狐仙与一儒者之对话：
公所讲者道学，与圣贤各一事也。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语精微，先理气，后彝论，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别。圣人之于人，有是非心，无彼我心，有诱导心，无苛刻心；道学则各立门户，不能不争。既已相争，不能不巧诋以求胜，以是意见，生种种作用，遂不尽可令孔孟见矣。⑨
这则笔记借狐言道出清人“宋人道学与圣贤之学实各一事”的基本心态，分从学术之实行、实用方面，指出道学（亦即理学）远人伦、薄事功的不切实际以及从道德实践方面揭发道学家之分别人我彼此，争立门户，其实只是为了巧诋以求胜的私见表现，并非真正求是非、善诱导的圣贤之学，因此才会衍生出了种种偏离孔孟之道的争锋事端来。虽则乾隆对理学已颇有微词，但它毕竟还是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纪昀官居高位，理当维护理学权威，但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理学的不满。
二、对理学与讲学家空论之揭露
清朝政府为了从思想上钳制人民，从康熙起就尊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但其所尊实际上是一种被“实用化”了的理学，是一种已经僵化且没有学术生命与理想的理学，乾隆帝说“从来读书学道之人，贵乎躬行实践，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辨别异同；况古人著述既多，岂无一二可以指摘之处？以后人而议论前人，……试问于己之身心有何益哉？”是故，清初学界掀起了一股批判、辨伪的风潮。纪昀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再三攻讦之。他借一鬼物之口道：
于传有之：天道远，人事迩。《六经》所论皆人事，即《易》阐阴阳，亦以天道明人事也。舍人事而言天道，已为虚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讼，安用此为？（11）
又说：
圣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为众人言也，非为圣人言也。（12）
明言儒学并非只是宋人所自诩的圣贤之徒的专利，以驳斥宋儒“独得圣贤之传”的说法，并指出儒学乃是平易、可实行的大道，而并非“空言聚讼”，徒逞口舌之辩的空论而已。所以《笔记》中又记载了一则妖物对一时值饥疫而犹自高谈阔论的道学家之斥责：
“时方饥疫，百姓颇有死亡，汝为乡宦，既不思早倡义举，施粥舍药，即应趁此良夜，闭户安眠，尚不失为自了汉。乃虚谈高论，在此讲民胞物与，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且击汝一砖，听汝再讲邪不胜正。”忽一城砖飞下，声若霹雳，杯盘几案俱碎，某公仓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学，此妖之所以为妖欤！”徒步太息而去。（13）
在这里，纪昀借妖物之口表达了清儒对理学之“虚谈高论”的厌恶之情，在纪昀看来，这些所谓的程朱理学家对现实已麻木到了“百姓颇有死亡”却仍“虚谈高论”的地步，难怪要让妖物扔下一砖，使这位道学家“仓皇走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公”逃走之时还长叹：你这个妖怪难怪是妖怪，原来你是不信程朱之学的缘故啊！从这则笔记我们可以看出以纪昀为代表的清儒“崇实黜虚”的实用主义儒家特色。事实上，纪昀本人不光在思想上是个大儒，而且更乐于实践之。据纪昀的墓志铭记载：“壬子，以畿辅水灾奏请截留宦粮万石，设十厂赈饥，得旨，六月开厂。自夏季至明年四月，全活无算。”
既然在纪昀心中理学已是空谈——“谈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讲学至宋人而切，然而即空”，那么对于那些专以讲理学为事的讲学家，纪昀则自然是更加蔑视了。他在《滦阳消夏录》中讲的一个老学究夜行遇鬼的故事，就深刻地讽刺了这种人：
有老学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学究素刚直，亦不怖畏，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摄，适同路耳。”因并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庐也。”问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汩没，唯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渺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萤萤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唯鬼神见之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