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基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视角，重点关注婚姻匹配模式中的年龄匹配，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初婚年龄（何时结婚）；二是夫妻年龄差距（谁和谁结婚）。为了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与婚姻匹配模式的内在联系，参考 Coles (2011)和张晓娣 (2014)的研究，本文建立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婚姻匹配搜索模型；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事件历史分析模型以及 Probit 模型对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与初婚年龄和夫妻年龄差距的联系进行实证分析。
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婚姻匹配（assortative mating）不仅是谁和谁结婚的问题，还是谁和谁何时会结婚的问题（Mansion，2012）[1]。在婚姻匹配中，个体都是基于自身的特征（如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年龄、家庭社会背景等）来选择自己的择偶标准，然后在婚姻市场中不断进行搜索，最后确定是保持单身还是步入婚姻。根据选择偏好的不同，婚姻匹配可以分为“同类匹配”和“梯度匹配”（朱梦冰，2017）[2]。“同类匹配”是指如果个体具有水平的选择偏好，男女双方都会选择与自身各方面相类似的伴侣；“梯度匹配”是指如果个体具有垂直的选择偏好，那么人们倾向于选择比自己条件更好的异性。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在完全信息博弈中，假设男女双方的各类的信息特征是完全对称的，如果存在“梯度匹配”，个体选择比自己条件更好的异性，但是条件更好的异性却不会接受比自己条件更差的异性作为伴侣，“梯度匹配”不复存在，从该角度看，“同类匹配”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婚姻匹配模式。
然而现有大量关于婚姻匹配的文献表明，男性普遍愿意接受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为妻子；而女性一般也会选择比自己年龄大的男性作为伴侣，年龄维度的婚姻匹配模式是以同龄婚为基础的“夫大妻小”模式（齐亚强等，2012；朱梦冰，2017）[2][3]。例如，刘爽、梁海艳（2014）分析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发现丈夫比妻子年龄大（夫大于妻）的所占比例分别为 70%、68.09%和 43.13%，均高于夫妻同龄和妻大于夫，并且夫妻同龄、夫大于妻 1 岁和 2 岁的所占比例最高[4]。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大学生和研究生入学数量逐渐增加，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逐渐占领主导地位；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科学专业技能逐步提高，女性更可能选择推迟进入婚姻市场，并且改变传统选择比自身年龄大的男性作为配偶的婚姻匹配模式，选择比自身年龄更小的男性，夫妻年龄差距逐渐缩小，“妻大夫小”所占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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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研究显示，婚姻形成并保持稳定婚姻关系的基础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外貌、品味、感觉、信念等；后者有年龄、职业、教育、家庭背景等。如果根据上述因素建立一个指标体系，并据此将个体划分为不同等级，那么理想的匹配结果就是等级相同或相近的男女结合——社会学称之为“同型婚姻”（马磊，2017）[12]。
但是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与预期不符的非均衡。“剩”女、“剩”男、不婚数量大幅增长，不相匹配的男女结为夫妻，易产生不稳定的婚姻关系，婚姻难以长久，不仅造成离婚率上升，而且导致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危害社会健康，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对称现象（如城乡收入差距、性别比失衡、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生理性差异等）导致婚姻市场的匹配失衡。本文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的角度，通过建立一个婚姻匹配模型，用以解释职业发展前景的性别差异如何影响男性与女性婚姻匹配行为以及婚姻匹配模式，并且构建计量模型来实证分析就业中性别差异对夫妻婚姻匹配模式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1.2.2 研究意义
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探讨资本的回报率，本文将人力资本研究扩展到婚姻市场的匹配效率。微观经济理论强调个体的任何选择决策都是为了在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上实现效用最大化：第一，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高薪和有发展前景的工作；第二，在婚姻市场上拥有贤妻良夫，生活幸福美满。对男女双方来说，考虑工作、闲暇和家庭劳动参与后，步入婚姻带来的效用要大于保持单身时双方效用的总和；否则，个体将维持独身状态。结婚是受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抉择的结果，不婚对个体来说未必是坏事，但是对那些有意图结婚、却由于信息不对称、期待值不准确等原因而选择了不匹配婚姻的个体来说，确是一种值得重点关注的损失（吴要武，2015）[13]。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性别差异，同时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也在逐渐提高，面对这一大背景，研究我国婚姻市场均衡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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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婚姻匹配搜索理论模型的构建
2.1 信息完备下的基础模型
2.1.1 模型构建定义
模型均衡结果的讨论
该模型较为理想化，没有考虑性别收入动态变化的差异，把年龄作为影响择偶行为的唯一标准。如果把年龄一般化，将个体各方面素质条件进行综合评价归一为 ，同样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即如果婚姻市场的主体都是理性的，则信息完备的婚姻市场将实现所有人都与同等级的异性匹配的完全“顺序”均衡的同质婚，即“同类匹配”是一个较为理想和稳定的匹配模式。
不难理解，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夫妻双方差距越大，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的隔阂和代沟也越大，基于对相似的兴趣爱好、共同话题和价值观念等的追求，男女双方更愿意在与自己层次相近的群体选择伴侣（Qian，1998；Qian 等，1993）。较多国内外学者发现夫妻差距越大，婚姻稳定性下降，离婚概率更高。李建新、王小龙（2014）指出随着年龄的提高，寻偶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匹配要求不断下降，女性更可能主动接受与自身年龄相差较大或者与预期不匹配的男性，这种“不匹配效应”对婚姻稳定产生破环作用。Lee 和Mckinnish（2017）认为在婚姻初期差距较大的夫妻，例如年长丈夫－年轻妻子的配对所获得的婚姻收益最大，并且双方的婚姻满意度也最高；但是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不同年龄差距的夫妻应对婚后面临的负面冲击的反应不同。例如，当家庭遭受经济负面冲击时，年龄差距大的夫妻在消费偏好方面的相似程度较低，他们难以适应经济负面冲击，面临冲击时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损失，不利于婚姻稳定与婚姻满意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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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差异的婚姻匹配搜索模型
2.2.1 模型构建
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差异一般表现为在相同情况下，男性的职业发展前景优于女性。本节放松前文个体在婚姻市场上仅仅以年龄大小赋予价值 用以评价在婚姻中产生效用的假设，将个体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动态变化纳入婚姻匹配搜索模型。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我国具体表现为男性的职业发展前景优于女性。
已有研究大致从人力资本、职业隔离、市场化等角度分析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赵显洲，2014）[50]。女性早期人力资本投资低于男性，其受教育水平和知识技能普遍低于男性；此外，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以及工作环境存在差异，而女性因生理特征和初始人力资本差异多数处于低收入行业；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产业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或技能密集型，而女性在低技能劳动力的所占比重较高，种种因素使得性别差异现象存在。
受现阶段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存在差异的大环境影响，在婚姻搜寻过程中，女性寻找配偶的条件更苛刻，她们不仅想要寻找具有吸引力的异性，还想要能在未来的生活和家庭上提供经济支撑的配偶。年龄与经济财富积累成正比，条件越好的异性相对来说年龄也越年长，男性步入婚姻的年龄晚于女性，男性倾向于选择年龄较小的女性，而女性选择年龄较长的男性，婚姻中的年龄匹配存在“梯度效应”（Buss，2001；Groot 等，2002）[51][52]。
此外，基于生理进化的角度，女性的生理年龄一般大于男性，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加挑剔，她们倾向于选择比自己条件更好的异性（Buss，2001；Giolito 等，2004）[51][53]。对于女性来说，选择比自己条件更好的异性，不仅可以改变孩子的基因，还可以为孩子日后的教育和发展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持（Becker，1993）[54]。另一方面，女性在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难免面临着种种不公平的现象，而女性选择比自己条件更好的异性是应对不公平现象的一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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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实证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设........................ 24
3.1 职业发展与初婚年龄变化 ...................................... 24
3.2 职业发展的性别差异与夫妻年龄差距 .............................. 25
第 4 章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7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27
4.2 研究方法 .................................... 28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32
5.1 描述性统计 ............................ 32
5.2 相关变量定义 ............................. 35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5.1.1 夫妻年龄差距统计描述
为了对夫妻年龄差距进行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