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选取尹学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论述，有利于把握尹学芸在她的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女性群体的精神与命运的关注意图。文学具有观照现实的社会意义。尹学芸作为一位有着强烈主体意识与女性自觉的作家，她通过她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将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的底层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书写，并企图从社会话语权、物质困境、精神危机等各个方面窥视这一女性群体的全貌，并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以此呼吁更多的人关爱处于底层弱势群体中的女性群体。
第一章 魂系底层女性命运
第一节 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
默默蛰伏在人间的尹学芸，静静的看着这世间万事万物在变化着，斗转星移，不变的是尹学芸那颗坚持不懈的写小人物身上的故事的心。尹学芸小说取材领域较广泛，从乡村到城市，从乡村妇女到知识分子，从家庭妇女到官场职员，跨度甚广，领域涉及范围广阔。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尹学芸的小说始终聚焦社会现实生活，她笔下的蓟州地区就是整个社会现实的缩影，是对现实生活多维度、多角度的艺术审视。尹学芸的小说创作，一直坚持从细微处入手，从平凡人身上看到那些不平凡的故事，从小人物身上看到那些不同寻常的、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所以尹学芸不仅把目光放在了那些与她同在官场的普通底层女性，而且还看到了那些在农村中苦苦挣扎以求生存的女性；以及那些试图从乡村“出走”到都市的女性。正如她自己所说的“生活表面就像打碎的台灯，可它柔和的光亮在暗处隐藏着”②。
所以在尹学芸的笔下的人物，出自于同一个地方，来自蓟州的各色形态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尹学芸对这人物的一种深切的关怀与写照。“我觉得，应该尽最大可能书写我的认知和生活，像“李海叔叔”这样的主人公，在我的意识里潜伏了若干年，若不是衍变成艺术形象呈现给读者，就与这个时代擦肩而过了。”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李海叔叔》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书写出来的。尹学芸写出了处于那个时代的家家户户都存在过的这么一位“李海叔叔”，他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是那个特定的时代所特有的人物，是存活在那个时代中记忆深处的一个人物形象类型。“李海叔叔”是尹学芸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是与她的家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根植于尹学芸的大脑深处，影响了尹学芸一家的生活。就像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家庭都存在过的这个一个“李海叔叔”，依靠人性的善，彼此之间的信任与诚意，在那个生活艰难、物质欠缺的年代里，互相支撑，给予彼此希望，共同走过那段艰苦岁月。“李海叔叔”属于特定时代里的每个家庭的亲戚。尹学芸着意表现出这么一位令人感慨万千，爱恨交加的“李海叔叔”，挣脱了寻常女性作家关注女性生活，表现女性命运的桎梏，是其关注人类社会历史与人类命运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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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性视角与个体意识
用女性的眼光关注女性命运，书写女性的人生几乎是每一位女作家不自觉的写作倾向，从女性的视角出发，通过自身的情感体验来展示女性世界。尹学芸也不例外。在尹学芸创作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作品是倾向于以女性视角出发描写女性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以及她们面临的生存危机及由此产生的生存抗争。“真正自觉的女作家则将女性性别视为一种精神立场，一种永不承诺秩序加强给个体或群体强制角色的立场，一种反秩序的、反异化的、反神秘的立场”①。尹学芸有着身为一位女性作家的自觉意识，在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以女性视角为观察点，记录着女性的成长、女性与城市、女性与乡村的各种故事，记录着女性的情感经历、女性身体与心灵的秘密。除了创作题材多选用女性外，对男女两性情感和价值指向上，尹学芸也多偏重女性，在她的两性关系题材小说中，几乎都呈现出一种相对软弱、毫无男子气概的男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之相对应的女性人物不仅有着果敢的行为，还重情重义，以及对抗现实磨难的机智与坚韧。如《分驴记》里面的主人公映霞，聪明伶俐、做事果敢决绝，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从乡村走向了城市，从一个工厂工人成为一县之长，然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个“满脸麻子”、“脑袋长得像个饼子”、“黄龅牙和一脸萎靡”②、没有正当职业的退伍军人，甚至依靠与映霞结婚后被安排工作，婚后沉浸于各类声色犬马的生活，而且他不同意映霞的离婚理由是，离开了映霞，就会失去依靠映霞得到的这一切，从而变得一无所有。映霞与她丈夫包贵发从精神性别上颠倒了的彼此的个性，女性像一个男人一样的工作，映霞有着不同寻常女性的果决与魄力，而她的丈夫包贵发却是躲在映霞身后的上不了台面的依靠映霞“吃软饭”的男性，这颠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夫权制观念。《天堂向左》中的朱千叶与她的丈夫苏连祥，朱千叶像个男人一样在外拼命的工作赚钱养家还有帮其丈夫还债，而苏连祥是个“好交际，喜欢说大话。大事干不好，小事看不上，还不愿意付出辛苦......”③的人。朱千叶的女性自觉在她进入到城市里的时候觉醒了，使她具备了像男性一样追求自我价值的能力，个性刚强的她还带领了工厂工人进行了罢工游行示威，这个带头示威的举动，无异于以她的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对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一种反抗形式。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朱千叶认为这是她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在这里，朱千叶得到了暂时的作为一个人的完整的人格与权利。而她的丈夫苏连祥却是直接享受了朱千叶女性独立的直接受益人，不仅顺理成章的摆脱了传统男人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且连工作都要依靠朱千叶去找老同事老聂帮忙安排。以及《转指甲》中的贾艳文和麦青青的世故精明与皮小黔的胆小软弱相对比等。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女人通常意味着是柔弱的、无知的，无论是物质、体力都要弱于男人，需要男人的庇护，“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更是压制了中国女性自由、独立发展。但在尹学芸的这些作品里面，呈现的这样一种男女性别身份与传统意义上男女不对等的观念互为倒置，莫不是对当今男权制度下的男女不平等关系的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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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乡村留守者的生命书写
第一节 摆脱桎梏的逐步觉醒
在蓟州地区，罕村，是构成尹学芸小说的一个重要地域，如尹学芸小说《李海叔叔》也是发生在罕村的故事。罕村是尹学芸虚构的一个地域，就是尹学芸写作的一个精神领地，在这里孕育了她笔下形形色色的人们。在罕村生活的女性，姿态各异，各有各的生活特点。除了罕村，还有生活在蓟州大地上的各个村庄的人的生活，也是尹学芸的重点描绘对象。以乡村女性为创作题材，为我们提供了对农业文化的思考及农业文明下女性处境的深切关怀。不同于男性作家笔下的乡村的理性书写，女性作家的创作则多了一层来源于女性意识的自觉。
在女性作家笔下，对乡村的表述往往归结到女性命运的揭示上。她们的作品常常将土地的沧桑和女性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对落后乡村的描写与对男权意识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就像萧红对《呼兰河传》中把呼兰河这块土地经历的变化与女性的苦难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农业文明背景下，女人既要和男人一样承受贫困、饥饿等生活的重压，成为自然的奴隶，同时在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中又不得不承受来自男人的压迫和奴役，沦为奴隶的奴隶。如尹学芸小说《鱼在水里游》中的素枝，为了家庭生活，“跳大神”赚钱养家，把自己弄成一副怪力乱神的模样，塑造成了一位“身上长着磷片”的“神”，但在她名声大噪的时候，被人举报坐牢去了。她的丈夫小鱼拿着她赚来的钱大举操办小鱼父亲的葬礼，却逃避着拿钱去把素枝赎出来，最终素枝被活活气死在了监狱里头，而其丈夫也只是简单的就“装在一个木头匣子里”①埋了。作为一个以人们供奉为生存的素枝，离开了众人的吹捧也就像鱼离开了水，素枝最后的死状就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极为讽刺的是，素枝还曾替赵大姐看墓穴选址，赵大姐修建了一座极其“气派”的墓园，这个素枝最后简单埋葬形成了鲜明对比。透过素枝这一个突破口，达到的是一种一管窥豹的效果，看见更多的是乡村女性的真实的生存状况的其中一隅。乡村女性的苦难远不止素枝所经历的这些，还有很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仍旧有很大一部分乡村女性正在遭受着来自传统父权和农业文明传统相结合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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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命运与抗争
生活在蓟州大地上的女性姿态万千，尹学芸关注到了生活在农村中的女性，揭示了农村女性群体生活状况，成长经历以及感情生活，进而企图以女性意识对她们的精神世界进行关照，由此揭露出农村女性群体在这片土地上为了生存所做过的努力与抗争，以及她们每个人不同的命运走向。
在《曾经云罗伞盖》中，朱玉兰这一人物形象的转变得有点大，“她从一个全县闻名的先进，一个模范支部书记，到眼下成了一个难剃的头，一个著名的钉子户，那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别人不懂，我懂。她曾经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人，这样一个巨大的转身，如果不借助外力，我怀疑她自己很难完成。”①造成朱玉兰的这一精神突变的原因，除了来自个人家庭——子女双亡和丈夫出轨带来的改变外，也与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由 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演变为商品经济时代下的功利利己主义是脱不开的。八十年代的人们提倡以集体利益为先，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为荣，而朱玉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担任了小狼窝村的支部书记。因此朱玉兰把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小狼窝村的集体致富事业上，由此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样一个先进和优秀的基层干部，与前面我们看到的冥顽不化的“钉子户”判若两人，由此可看出朱玉兰的精神世界是经历了何等重大的打击才会变成这副模样。在多方原因的夹击下，朱玉兰唯有抓住拆迁这一个能给她带来些许希望的地方入手，企图需求一丝安慰，找回“面子”。然而现实却与朱玉兰内心祈求的愿望截然相反，最后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朱玉兰的悲剧是商品主义带来的当下时代的世俗功利主义和传统父权主义双重作用下导致的结果，朱玉兰的处境是当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