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毕业论文，小说采用双线索的叙事结构，交叉描写新旧时空，将上海这座城市的雅与俗、悲与喜融入上海人的冷暖世故、市井生活中，表现出上海市民的心理以及上海的市井文化。本文即对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进行探究，从上海人、上海城、上海话三方面分析《繁花》中表现的上海味道。
第一章 《繁花》的上海人：日常与世俗
一、“说书人的故事”与上海“传奇”相对抗
吴福辉在文章《小报中的日常上海》中这样评价海派文学的诞生城市——上海：“不论有多少种‘上海’，‘日常上海’始终是常态，也是上海的本色和本分。同时，‘日常的上海叙事’和其它上海叙事的关联，既深且广。”从这段话可看出，海派文学中上海具有较强的包容力，而日常的上海成为了叙事的主体。在这个基础上，小说文本中上海人的影像也通过多种日常叙事表现出来。金宇澄的《繁花》把上海人的日常作为切入点，在对传奇的消解和对抗中发掘出日常上海人的城市图景，不仅重新整合了以往上海文学中的城市资源，而且给读者展现出一个日趋凡俗的时代背景下肆意昂扬、郁郁丛生的上海人风情。
（一）人生真处的小悲欢
穆时英、张爱玲、王安忆等人的海派小说实际上代表了海派文学一直延续的传统，即世俗生活的“传奇化”。在这些作家的小说中，现实人物固然从世俗生活中取材，但作家通过刻意的冒险情节、奇情意识叙述等，使小说中的人物具有了一种“神话传奇式”的角色感。其中，穆时英的小说书写各色上海市民、都市商业气，但穆时英小说中的人物兼具有生活气息和与都市的对抗性，正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人物认为自身脱离了歌舞、酒、跑车等现代都市物质那样，穆时英小说中人物与都市的“竞技”和反抗性，使人物从普通人上升为“英雄形象”而成就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张爱玲的小说也是如此，《金锁记》、《倾城之恋》均情节离奇、人物行为极不寻常，可以说张爱玲以奇诡的情节想象塑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传奇。而 90 年代以来王安忆写作的目标即把“日常演绎为传奇”，正像她本人所说的那样“传奇的核心就是日常生活”，“上海这座城市消散了多少人和事，虽然说都进步了历史课本……但少了它，就解释不了好些事情，也就有了传奇的色彩。这固然就是人们所说的上海历史传奇罢。实际上，每一天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丝毫没有非分之想。蓦然回头，却成了传奇”。如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描写王琦瑶的心理时：“虚无就虚无，过眼就过眼，人生本就是攒在手里的水似的，总是流逝，没什么千秋万载一说。想开了，什么不能呢？”王安忆在描写人物心理时很明显叠加了整个上海的形象，而并非是这个人物自己的所思所想。可以看到，在一些海派小说中，文本为了体现其与历史的粘附性以及与当下上海的隐喻关系而使用一些关联气质，从而体现出一些传奇的气派。在海派的小说中，作家常用的笔法就是以“虚”来充实“盈”，在小人物的平淡日常中采用虚指来表现出宏观世界的传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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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求现世安稳的“小市民”精神
综合来看，金宇澄的《繁花》少了《海上花列传》、《上海的早晨》等海派文学的“史诗”感，同样也鲜少像王安忆《长恨歌》中表现人物王琦瑶那样充满了“弄堂”、“上海”等隐喻。《繁花》中沪生、阿宝们并没有像“上海传奇”中的弄潮儿那样站立在时代的前端，金宇澄恰恰是借沪生、阿宝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人与事的对话凸显出上海城市中追求现世安稳的“小市民”精神。
（一）人物形象的灰色人生
金宇澄在《繁花》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的形象模糊、面孔混沌，仿佛世间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一样，影子与影子交汇，层层叠叠地缠绕在一起，形成一片灰度。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写道：“小说诞生于离群的个人。此人早就不可能利用自己关切的东西来表现自身，自然也缺少对他人的指点。”从本雅明的意思出发，金宇澄从“说书人”的角度“讲故事”实际是柄谷行人所说的“内面的人”的描写，即“现代人”作为孤独的个体在小说文本上的呈现。所以，在《繁花》中金宇澄一方面可惜“说书”传统的丧失，另一方面又不想循着“现代文学”路径深入挖掘人物内心，这就导致金宇澄在描写人物上采用“灰度”的方式，世界成为一个模糊的背景，人物与人物像隔着水雾一样的朦胧。而在描写“灰度”的人时，金宇澄同样从世俗的角度入手写出了小人物的灰色人生。
整体来看，《繁花》的人物和环境像悬浮着的“镜花水月”只可感受、不可触碰。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说“我们的经验彼此分裂、不可分享，我们只有在感觉上才可以共享”。而真正具有现代文学意义上的‘讲故事’机器是电影。实际上，《繁花》在描摹人物时就像电影叙事一般有着强烈的镜头感。西飏在《坐看时间的两岸——读<繁花>记》里就说《繁花》的人物描写和电影镜头叙事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他看来，金宇澄是看电影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的意识肯定受到了电影元素的重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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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繁花》的上海城：风情与风度
一、上海城的风情
上海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得“西方文化之先锋”，灵活新鲜的事物随即接踵而至，这种中西方文化的“风云际会感”让上海充满了特有的市民化、商业化格局，体现出上海城别样的风情。正如乐正在《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中所说的那样：“（上海）优越的地理坏境，发展迅速的通商贸易让上海商业化社会形成……上海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人格，即精明的商人、自觉的国民和热情的市民。”34在这种氛围下，上海城的五光十色、浪漫而前卫的万种风情表现地淋漓尽致。
（一）上海城的时尚与浪漫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外资的侵入以及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大量的人口涌入上海，上海逐渐向工业、商贸经济型社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民被迫卷入资本的鸿沟中，商品社会经济对上海城市中生活的个人表现出极大的冲击和刺激欲，从而形成了上海追求时尚、时髦、浪漫的风情。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上海来说，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从民国时期上海城市延续的时尚、浪漫等风韵依然在强化，上海城市的新潮、浪漫等因素蓬勃发展注定与十里洋场的奢靡产生矛盾和诱惑。而这一点在金宇澄的《繁花》中也表现地很充分。
可以说，从建国后的整个中国大陆来看，始终以不懈的行动追求时髦的城市非上海莫属。上海开放的文化氛围、快节奏的生活导致新鲜事物充斥在人们的生活周围，这培养了上海追求新鲜事物的习性，从而导致上海对“美”、“时髦”的关注和兴趣。在金宇澄的《繁花》中不同阶层的人们把时髦审美带入到生活中，表明了上海城的时尚与浪漫风情。
金宇澄的《繁花》中描写上海城追逐时髦已然达到了极致。1950 年代上海城追逐最流行的电影、歌剧和唱片，而主人公沪生、阿宝和蓓蒂三人交往正是从去国泰电影院看新片《摩雅傣》开始的。他们收集歌剧女王卡拉斯的剪报、与当时号称“资产阶级小姐”、由卡拉斯新唱片的淑婉姐姐交往；从小富有浪漫气息的蓓蒂更是每天弹《布列舞曲》、克列门蒂的《小奏鸣曲》等。而当时的文艺女青年姝华简直是浪漫女神的化身——她抄诗、也自己写诗；看当时流行的苏联小说《士敏土》、《穿三个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与农艺师》；在文革中与沪生逛华东师范大学感伤情怀。这种浪漫的时髦充满了一种生活的精致感，也体现出上海城的“时尚之都”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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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城的风度
一座城市，并非仅靠钢筋水泥浇筑的“钢铁森林”支撑，文化的风度才能体现这座城市的真正内涵。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使上海成为一座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移民城市”。这些人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宗法价值体系，开始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中漂泊。可以说移民群体中每个人的思想都成了上海城现代文化海洋的一滴水，从而使上海城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气度，体现出宽容性和多元化的城市精神特征。而且，这种城市风度一直贯穿于上海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即便上海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短暂的衰落，也不损这种风度一以贯之，至今仍展现出上海特有的城市魅力。
（一）上海城的包容性
从民国时期开始，不同的地缘文化便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交织、汇聚。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再加上移民群体的积聚，上海城对外来者是包容的，也是开放的。长期处于上海城包容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只要是生活、居住、工作在上海的、对上海包容并蓄的价值理念认同的人群均可以称为“上海人”。在“新上海人”的建设下，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体，这种复杂的文化格局让上海城体现出“有容乃大”的城市气度。
从文化上来看，正如郑观应在《商战》中所说的那样“西方国家善于商战效应”，西方输入近代上海的商品文化推动了上海“开眼看世界”，中西方文化不断在碰撞中交融。这一过程中，尽管上海开埠是被迫的举动，但在不断融汇的文化中上海始终处于主导和主动，这成就了上海包容的城市精神。可以说，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上海移民群体包括外国租界的出现让上海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熊月之所说“上海是生意场，更是一所社会大学”，上海人从租界、移民身上学到了商战的技术和竞争规则，学会了“奇技淫巧”和近代商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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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繁花》的上海话：静水流深..............25
一、静雅含蓄的上海话 .................25
（一）“文白交织”的古典美..........25
（二）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