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肖江虹的创作也存在着一些确实的欠缺，比如有的作品习作之气很强，故事内部的逻辑性不足，“缺乏对生活的整体驾驭能力和深思熟虑的价值立场，因而视野不够开阔，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等，比如《百鸟朝凤》中的父亲游本盛，肖江虹定义他是小说中人物形象“最复杂、也是最饱满的一个”，可惜他并没能实现这一创作目标；再比如他直白地表示作品《当大事》“根本不具备涵盖这个题材的能力”，没能切中展示人心的荒漠和人伦的失衡。
一、 村落民俗万象的诗性书写
（一）从舌尖到心间
贵州籍的肖江虹，笔下的世界也是摇曳多姿的云贵风土，主要作品皆是以贵州民俗民风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创作《百鸟朝凤》时，肖江虹深入贵州省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等地，采访十余名唢呐艺人。创作《悬棺》时，肖江虹到紫云县格凸河驻扎一个多月，采访攀岩人十余人。《蛊镇》也是以贵州民俗“蛊”为题材，描写乡村民俗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境地。长篇小说《向日葵》，则直接以贵州省修文县最后一个麻风村为原型。作为以地域民俗文化为对象的作品，肖江虹呈现出了丰富完整的语言形态、地理面貌、农事作息等构成地域文化的要素，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平实口语又风趣，比如用“憨包”来表达傻子，“嫩苔苔”意为小孩子，棺材称为“老家”，人死了叫“卸门板”。无双镇的金、木、水、火、土五庄，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山川水文特点，但相比于其他作家的小说，肖江虹尤其热衷于描写日常饮食，而食物也不仅是作品中自然生长的作物，更是人物间情感传递和作品中情节推进的重要道具。
肖江虹的作品中多次出现面条，所谓“下车饺子上车面”，面条在日常生活中也担当着送别分离的符号，而目及肖江虹的笔下，每一次面条都不是“白吃的”：
中篇作品《犯罪嫌疑人》讲述了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队的龙潭村发生了一起奸杀案，但县公安局并未在带走的三名犯罪嫌疑人中确定罪犯。在龙潭村大队书记萧明亮去县里公社开会前，让妻子“给我下碗面，我要去公社开会”，于是，“面条是自家擀的，看起来黑糊糊的，味道却好得出奇。老太婆心疼萧明亮，舍得下油，面汤里浮动着嫩嫩的朝阳和汪汪的猪油。”作为大队书记，到公社开会是日常大事，但由于刚发生的奸杀案还未侦破，萧明亮的郑重中又带有隐隐的忧心，面条就是一份情绪的垫底，虽然不祥果不其然地应验了，先进生产队评不上了不说，龙潭村还成了送电影下乡活动的最后一站。而三名犯罪嫌疑人之一的林北回学校复职前，母亲做的中午饭是两碗拌糟辣椒的面条，但“老娘把面条端上桌，返身给儿子撬了一坨白亮亮的猪油。老娘刚转身，林北把还没有溶化的猪油挑出来塞进了老娘的碗底。”林北先吃完走了，等老娘坐下来“把面条搅拌搅拌，碗底成了大庆油田，油珠子争先恐后往上冒。老娘怔了怔，看着门外笑着摇了摇头。”面条碗底的猪油，将母子间的疼爱、慈孝以及信任，徐徐又栩栩地显示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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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工匠到匠心
乡村民俗文化既是构成乡村社会肌理的重要要素，又是其顺利运行的必要保障。以乡村民俗事项为叙述对象和框架结构的肖江虹作品中，穿行着古朴农村各行各业的匠人，其中包括蛊师（《蛊镇》），铁匠、丧葬道士、杀猪匠（《当大事》），唢呐匠（《天地玄黄》、《百鸟朝凤》），棺材匠、草药道士、接生婆（《天地玄黄》），喊魂师（《喊魂》），麻糖匠、骟匠、赤脚医生（《犯罪嫌疑人》），木匠（《蛊镇》、《悬棺》、《内陆河》），攀岩师（《悬棺》），傩师（《傩面》），屠户（《内陆河》），以及传统型的教书匠（《天地玄黄》、《犯罪嫌疑人》）等等，涉及人们日常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作为乡村有效运行的保障，民俗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传承性，这种特性集中表现在《百鸟朝凤》、《悬棺》、《蛊镇》和《傩面》等作品中，而作品中处处氤氲着传统公序良俗温润的价值体系。
《百鸟朝凤》中，学唢呐、吹唢呐的规矩很多，比如十三岁是一条指标，在师傅家学艺要交生活费、还要下地干活，吹鸡毛、用芦苇杆吸水等方式皆是日常练习，充满了器乐演奏的艰难和师傅教导的严厉。但唢呐匠不单纯是一个古朴的工种，更时刻需要着“丈量”。故事中，焦家班唢呐掌门人焦三爷曾作出的三次“丈量”，但每一次都不是基于技术指标。
曲目《百鸟朝凤》是唢呐匠的看家本领，且一代弟子只传授给一个人，这名弟子也自然成为下一任班主。曲子只在丧葬时演奏，但死者也要是生前品行、口碑极好才配享用，即“大哀之乐，非德高者弗能受也。”游天鸣天分悟性都很差，晚来两个月的师弟蓝玉反倒比他学习进度快，蓝玉不时的显摆和师傅区别的对待一直让天鸣沮丧失落，甚至曾心生退意偷偷回家。但最终焦三爷选择游天鸣作为《百鸟朝凤》的接班人，是从德行和秉性出发的——“我今天找的这个人，不是看他的唢呐吹得多好，而是他有没有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一个把唢呐吹进了骨头缝的人，就是拼了老命都会把这活保住往下传的。”“用德艺双馨的标准来培养和规束执行礼乐的艺人，这种伦理价值观念，无疑是艺人提高技艺的酵母”，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焦三爷没有选错人，师兄弟们纷纷离开无双镇离开游家班，甚至师傅也去了城里蓝玉的工厂看大门，但游天鸣拒绝了留在城市，末路英雄一般地坚持着自己的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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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乡碰撞中的文化消解
（一）乐坏
肖江虹笔下的故事，无论有多么大篇幅的田园牧歌、淳朴乡情，却皆是悲剧走向的。《百鸟朝凤》中，游天鸣带领的游家班接连在水庄的毛长生家、木庄的马家和火庄的窦老支书的葬礼上“出活儿”，但所受到的礼遇是接连下降的，与此相对，葬礼的物质花费是持续上涨着。毛长生对游家班招待大方、酬金慷慨，但他并非出于对唢呐手们的重视，只是草草地应付传统礼制和摆阔，“别太当回事了，随便吹吹就他妈结了”。同时，游天鸣的师兄弟们也并未太在意其对演奏本身的轻怠，而是激动于丰厚的烟酒茶饭款待，二师兄很开心地说：“钱是最多的一次，可吹得是最轻松的一次。”
而在马家大院的八台演奏中，唢呐首次直面现代乐队的入侵，且被打击得溃不成军。马家四个儿子在父亲入土的前一天就用卡车拉来一整支西洋乐队，这个新鲜而奇特的队伍，使得本该是严肃沉痛的葬礼变得喜气洋洋。一开始还有老人愤而离开，但后来人们的神色舒展了，年轻人甚至跟着哼唱起来。游家班对此只有更加卖力地吹奏以对抗，没想西洋乐队的人前来挑衅说给双倍的价格只求别吹了，这激起了师弟蓝玉的愤怒，但对方反呛蓝玉说：“我差点忘记了，你原来也是个破吹唢呐的！”于是两人拳拳到肉地打起来，这何尝不是唢呐与萨克斯风的对立与厮打，是传统礼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争斗，结果也如同蓝玉头上的绷带和眼圈的淤青一般，唢呐开始崩塌。
唢呐在被动塌陷后，又出现了内部的主动瓦解。在为窦老支书的葬礼出活前，最初只有大师兄会来参加，二师兄还尤其说他要进城打工了，以后也不要叫他了。焦三爷在痛骂了游天鸣之后，师徒挨个去找师兄弟们，期间师傅不仅扬了二师兄装好的行囊，还狠狠踢了他，但剧烈的冲撞后，师傅的面容更难过颤抖。已是难以齐整的乐班，游天鸣却又宿命般地在演奏《百鸟朝凤》时忘记了全部乐谱。在台下人的哄笑中，焦三爷放声痛哭，向大家致歉后，一把撅断了游天鸣那支传承下来的专门演奏《百鸟朝凤》的唢呐。至此，象征着传统礼乐典范的唢呐和《百鸟朝凤》在外部文化入侵和内部人心叛离下，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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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崩
上一节器乐、技能等具体物像的崩坏，毫无疑问带来了乡村传统礼仪与道德秩序的坍塌。肖江虹笔下所有的男性壮年无一不是离开故乡、去往城市的，这率先带来农村在人力上的空心化与贫瘠化。乡村秩序的维持者只有留守的老弱病残幼，丧葬这种依靠人力的俗例首当其冲地被打击。《当大事》中，松柏爹突然离世，但无双镇中只有一群迟缓无力的老弱妇孺，使得本该严肃复杂的葬礼，不仅各个步骤极大简化，还因孱弱的杀猪匠、已是老骨头的道士班子，以及难以将棺木抬上山甚至完整地入土等滑稽又实在的困难，成为一出充满尴尬和沉重的闹剧，“和埋条狗差不多了。”尤其是，当松柏接到父亲去世的电话时，回应道“不好请假，回来一趟，位置就没了。”而在请钻井队帮忙下葬时，对方以赶进度和无关钱多少果断拒绝，并且再次点了题眼，“你说的那个是小事，我们这是大事。”这样的做法又不止松柏，钻井队一名打桩的汉子同样是父亲去世两天了，但工程赶进度没发抽身。“松柏爹的死亡不足为道，因为还有无数的老人排着队像狗一样要被草草地埋葬，而同时被埋葬的还有整个传统乡村社会。”
在旧的器物和礼制被打破的同时，也有着新的事物在入侵，而这某种程度上是更难招架的。可以发现采矿也分散在肖江虹多部作品中，这一现代化工业大生产中的基础行业，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又由于开采地点多远离城市而靠近乡村，于是矿工是乡村外出打工青壮年的主要职业，包括是《我们》中老大、老二，《内陆河》中的春树、东生和大宝，《求你和我说说话》中王甲乙行乞之前在煤洞出力，《天堂口》中也有矿难死去的人等等。这些矿工们皆因矿难直接或间接地失去生命，给乡村带来人力损失，但更带来以此接连的伦理关系的变动和痛苦。《内陆河》中新寡的琼花，在内心人性的骚动和公婆人伦的压力中踟蹰，而已生子的大宝媳妇却有恃无恐很坦荡。《我们》中的平姑，在一场遮掩的矿难中失去了二儿子，又在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