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 ,肖洛霍夫因其 “在描绘顿河的史诗性作品中 ,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 ,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三个俄罗斯作家获得此项荣誉 ,但却是第一个不附加明显政治背景的授奖行为。因此 ,这个奖项是对肖洛霍夫创作的极高评价。在整个苏联时期 ,文学始终被要求服从于政治使命。早在1905年列宁就在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中提出: “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 ,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 ‘齿轮和螺丝钉’ 。 ” (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 ,第68 页。 )这一思想成为苏联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在这样的语境之中 ,自由的创作被来自官方的政治要求所限制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天才洪流受到了阻遏。然而 ,苏联人民正如要在政治与经济上成为与西方抗衡的超级大国一样 ,在文学上也仍然不断孕育出伟大的作家 ,他们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不逊色。尤其是当现代主义在形式上发动大规模革命之时 ,苏联文学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将此类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站在这一高度之上的最伟大的成功者当数肖洛霍夫。
那么 ,在政治的高压之下肖洛霍夫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呢 ? 尤其是伴随着一生各种毁誉 ,肖洛霍夫的文学生涯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谜。半个多世纪以来 ,有关这一肖洛霍夫现象的论述汗牛充栋 ,其中大多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莫衷一是。
于是 ,在苏联解体若干年之后 ,对肖洛霍夫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就成为文学研究者的一个新的使命。我认为 ,中国学者刘亚丁的新著 《顿河激流 — — — 解读肖洛霍夫》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01 年) 对这一使命做出了负责任的履践。 别林斯基在论述果戈理创作的主观性时指出 ,一个作家应当借助于主观性的渗透 “成为一个有热情的心灵、 有同情的灵魂、 在精神和人格上都能独立的人” 。即 ,任何创作必须是一种独立的、 独创的行为 ,这种行为首先源于作家坚守精神贞洁的个性。正如中国古代诗论中所说的 , “诗文与书法一理 ,具得胸襟 ,人品必高。人品既高 ,其一謦一 ,一挥一洒 ,必有过人之处 ,享不磨之名。 ” (薛雷 《一瓢诗话》 )文学艺术的本质在于对现实的超越 ,它不能成为既存事件的共谋 ,这就要求创作者首先应当超越于一切政治秩序和世俗伦理之上 ,具备如舍斯托夫所说的 “第二视力” ,以此来观照现实 ,审视历史 ,抗拒异化世界的必然性。应该说 ,在苏联时期众多具有内在独立意识的作家群中 ,肖洛霍夫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肖洛霍夫所经历的几届国家首脑中 ,他都与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然而 ,他并不因此而自觉地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去求得生存的优越。 《顿河激流》 在这一问题上廓清了 “肖洛霍夫是斯大林分子”的说法 ,通过具体事例的分析证实作家的独立品格。当诸多显贵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屈服于权势的时候 ,肖洛霍夫却多次站出来为民众请命。
1933 年 ,粮食征集队强行掠走农民的粮食 ,集体农庄处于饥饿与混乱的危机之中 ,地方官员却对政府隐瞒真相 ,是肖洛霍夫写信通报给斯大林 ,以带有威胁的口吻说:“与其将这些材料用来创作 《被开垦的处女地》 的第二部 ,不如写信给您据实相告。 ” 尽管斯大林回信指责了肖洛霍夫的 “片面性” ,但他仍然调集了粮食对农民进行救济。当斯大林极力推行个人迷信的时候 ,在苏联惟有肖洛霍夫竟然当面提出质疑: “您为什么允许如此毫无节制地宣扬自己 ? 干嘛让无数多的赞美、 肖像画、 纪念碑遍地都是 ?” 当然 ,肖洛霍夫那时已是成名作家 ,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 ,他有理由不惧怕当局的权威。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并非所有有地位有成就的人物都敢于阐明自己的立场 ,相反 ,在独裁时期 ,越是有地位有声望的人物就越是希望通过各种手段来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 ,肖洛霍夫的表现只能说明 ,他始终站在一个与政权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之上。肖洛霍夫凭借着他的创作获得了大量的荣誉 ,成为苏联作家群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处在这样的地位 ,一个人往往会丧失自己的平民品格 ,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实际上肖洛霍夫也很可能会滑入这一境地 ,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警觉。这就使他的创作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充满张力的地带获得了更大的艺术魅力。 《顿河激流》 对此做了出色的归纳: “正是因为肖洛霍夫坚持作家立场 ,使他同像法捷耶夫和潘菲洛夫这样的处于中心的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他的这个向边缘、 向民间的自我放逐的举动 ,几乎就成了他写作和人生的一个寓言。当主流意识话语消失的时候 ,肖洛霍夫的艺术生命反而更加旺盛。 ” (第6页)真正伟大的作品 ,是与历史的一种对话 ,或者可称之为与历史的对抗。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人在这种凶猛的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人必须要遵循历史的轨迹去求得自己的生存之路 ,也许恰恰相反 ,人类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与历史的发展相抗衡 ,就在于置身泥沙俱下的历史洪流之中的奋力挣扎。
人与历史 ,这样两种合理的伦理力量的冲突构成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壮丽景观 ,而伟大的作品正是这一宏大悲剧的纪录。大家常说的俄罗斯文学的史诗传统 ,其实就是对人在历史进程中悲剧性生存的阐释。在这一伟大传统的链条上 ,肖洛霍夫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肖洛霍夫所有重要作品所展现的都是 20 世纪的伟大历史事件 — — — 苏联国内战争、 反法西斯卫国战争、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化进程。这些历史事件不是作为背景 ,而是作为对话的一方而出现的。历史成为作品的主人公、 它将渺小的人裹挟进它充满风暴的怀中 ,将其无情地加以蹂躏 ,人就在这些事件中迷失、 左冲右突、 毁灭、 新生、 以堂吉诃德式的出征来寻找自己的价值。 《顿河激流》 把肖洛霍夫的这种创作特征总结为 “双重话语” 写作 — — — 这一出色的诠释早已在作者此前发表的若干文章中得到了体现 ,并引起学界的关注。作者认为 ,肖洛霍夫的作品是一种 “关于真理的话语” 和 “关于人的魅力的话语” 的对话 ,前者 “使用的是历史伦理标准 ,即凡是符合历史进步的 ,就是值得肯定的” , (129页)后者则显然使用的是人性的标准 ,凡是人性中透露出来的悲剧性意义 ,同样也是值得肯定的。— — — 对作品这种 “对话性” 的揭示显示了作者冷静深刻的观察能力。但我并不认为所谓 “双重话语” 仅仅是肖洛霍夫的写作策略 ,或许在 《静静的顿河》 及 《被开垦的处女地》 中作家有意要揭示出持中间立场的农民对苏维埃的认同过程 ,但他对 “人” 的立场的坚守使得这种话语的 “真理性” 转变为历史的合理性 ,因此 ,这已不是写作策略问题 ,而是对真正悲剧艺术的选择。正如 《顿河激流》 一书中所说的 ,在葛利高里形象的描绘上 ,作者往往搁置人物的身份 ,只从人性的审美角度来观照它 ,从而建立起一个与合理性历史相对抗的人物的合理性。
这也就是俄罗斯式的史诗性所在。如果说肖洛霍夫有写作 “策略” 的话 ,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实践性淡化。在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制定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两个核心点 ,一是从发展的角度描写现实 ,二是教育人民。这样的创作方法本来是无可非议的 ,如果我们从文学本体论角度来看 ,文学正是“发展” 了的现实 ,它决不能局限于现实 ,而应该是对现实的否弃;同时文学也必须具有 “教育” 的功能 ,它不能对描写对象无动于衷 ,而应充满激情 ,以此感染读者 ,净化心灵。但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实施的过程中成为了一种教条 ,便给文学创作的空间设定了人为的樊篱。
它要求的 “发展现实” 是从 “革命” 的发展中描写现实 ,它要求的教育人民是要 “改造” 他们。于是 ,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就成为了 “革命改造” 的工具 ,从而与官方意识形态达成共谋。这样的文学恰恰是失去了对现实的 “发展” 功能 ,而成为现实的奴隶 ,失去了 “教育” 的功能而成为强制手段 ,也就失去了一种伟大文学所应有的品格。因此 ,在 《顿河激流》 中 ,作者经过对种种相关评论的梳理 ,认为肖洛霍夫的创作尽管被推崇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 ,但并未采用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肖洛霍夫在正式场合曾经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反映生活真实的艺术。这里的真实是指艺术家站在列宁主义党性的立场上所认识和理解的真实。如果说得更简单些 ,那么我认为那种积极帮助人们建设新世纪的艺术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 ” 我们说 ,肖洛霍夫的策略性就体现在这里 ,对一种创作方法在表述上认同 ,而在创作实践中则未必如法炮制。
他反映的的确是生活真实 ,但已未必是 “站在列宁主义党性立场上所认识和理解的真实” ,而更多的是站在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一般的人” 的立场上所看到的真实 ,或者如我所理解的 ,是站在了一个知识分子边缘性立场上所看到的真实。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之中 , 肖洛霍夫打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 ,而在创作中消解了它的教条主义特性 ,突出了它抹去定语之后的真实性和人性。 《顿河激流》 从双重话语的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 “肖洛霍夫在其作品中使用关于历史真理话语时 ,正好回应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原则;他又使用关于 ‘人的魅力’ 或 ‘人的命运’ 的话语 ,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个人的价值的局限 ,冒着极大的风险发挥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 ”
因此 ,可以说 ,肖洛霍夫的 “形左实右” 的策略性使他的作品超越了方法的范畴 ,上升到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自由境界。肖洛霍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