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息透明度最小值为 1.4 而最大为为 8.2 且平均水平在 4.645 左右，这说明企业在分析师关注度等指标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整体来说企业普遍分析师关注度较低，这也体现出我国企业信息透明度相较以前有很大提升但整体信息透明度仍然偏低，而且从标准差也可以看出不同企业之间信息质量和透明度差异较大。表 5-1 中还反映了本文中的控制变量即选取的样本企业一些其他方面的特征，比如企业规模、资产负债水平以及融资需求等，样本企业资产负债水平平均为 42.9%，有 64.2%的企业都进行过增发或者配股，最多有 66.5%的企业存在融资需求。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启示
6.1 研究结论
企业税收规避问题不仅实务界一直在讨论，学术界对其的探讨也持续已久。目前学者们从债权债务角度出发探讨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不多，本文利用 2010 年至 2019 年上市公司避税程度与债务融资水平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首先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企业避税程度影响债务融资水平的作用机制；其次基于企业产权性质以及抵押担保能力进行了分组检验，讨论了不同的企业产权性质、抵押担保能力对企业避税程度、信息透明度及债务融资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也通过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
（1）我国企业普遍存在避税行为，在其他影响债务融资的内部条件得以控制的环境下，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对外部债务融资水平的不利影响也越明显。这说明，银行等债权人能够识别出企业的避税行为，并认为避税会诱发管理者私利行为，引起企业内部信息质量下降、代理冲突突出以及外部税务查处等诸多风险。所以债权人会认为避税传递出企业信贷风险较高的信号，对避税程度高的企业予以负面评价，进而在贷款投资决策中保持高度谨慎性，往往选择通过提高风险补偿率或者减少贷款投资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避税程度高的企业面临的债务融资条件更严苛，其债务融资水平受影响也会下降。
（2）信息透明度在企业避税程度与债务融资水平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企业避税一方面可能会成为管理层调整利润空间、隐瞒、掩饰坏的财务及经营信息的手段，另一方面避税活动会增加企业组织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难以被外部信息使用者熟知，因此避税严重影响企业信息不透明程度。另外，避税在带来避税收益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债权人只是固定到期收取本息，享受利息收益，相比于企业通过节税增加现金流、更希望其规避节税风险，因此避税带来的信息不透明程度越高，企业外部债务融资难度越大，其债务融资水平也随之降低。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