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研究财政政策论文，随着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不断改革，其教育成本已经基本形成政府、社会和家庭等共同分担的格局，但是分担的比例还存在很多不合理。政府在鼓励多方筹措学前教育经费的同时，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应当严格按照“三个增长原则”进行调整，并以立法形式来保证合理分配其投入比例，从而能够有力推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平稳地发展。政府在增加公办幼儿园公共财政预算投入的同时，还应当以财政补贴来扶持民办幼儿园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学前教育服务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实现均衡化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需要政府和市场的长期共同配合。明确政府在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其引导社会闲散资金进入学前教育领域的关键作用。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各级政府，都需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保证学前教育经费充足。
第一章 财政支持学前教育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的“学”是指“学龄”。世界各国虽然对于“学龄”的规定并不一致，但基本都是 5 岁至 7 岁，我国主要以 6 岁为主。随着教育领域和社会认知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的全过程应当视为一个整体考虑，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不应仅仅限于从“学龄”起，还应当包括“学龄”前。同时，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更多母亲选择外出寻找工作而非在家照顾幼儿，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幼儿托管机构。幼儿教育机构逐渐取代了过去以家庭为主的早期教育，促使“学龄前”和“学龄前教育”概念的形成。由于我国大多数 0-3 岁的儿童在家保育，因此本文的学前教育是指 3-6 周岁的儿童在家庭以外的社会学前教育机构（主要指幼儿园）中接受的学龄前教育。本文参考文献中所涉及到的“幼儿园教育”、“早期教育”等概念，均指代“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的主要载体是幼儿园。由于其教育宗旨与小学完全不同，因此幼儿园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能称为“学校”。幼儿园，在我国是指对 3 岁至 6 岁幼儿实施学龄前教育的事业机构。幼儿园的宗旨是“道德的培养”，而非“实际的功用”。幼儿园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1837 年，是由“幼儿教育之父”福禄贝尔提出并予以实践。中国出现幼儿教育的时间较晚，直到 1903 年才出现幼儿园的雏形“蒙养院”，1912 年改称“蒙养园”，1922 年定称为“幼稚园”，现称为“幼儿园”。①幼儿园内一般按年龄分设小班、中班、大班，有时幼儿园也采取混合班的形式②。按经费来源的不同，幼儿园还可分为公办、部门办、街道民办、乡办、村办和私人(家庭)办幼儿园，以街道民办和乡办、村办为最多。③本文将幼儿园分为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
公办幼儿园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它的办学主体是国家机关部门，二是其教育支出主要源于政府财政经费，三是它的目的不是赚取利润。公办幼儿园的办学主体有教育部门、地方企业、事业单位、部队、集体和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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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财政支持学前教育的理论依据
一、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源自英文“public goods”的翻译。国内学界对其有多种翻译，如公共物品、公共商品、公共品等，但是基本含义是一致的。萨谬尔逊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当增加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时，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种产品的消费。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当增加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时，并不会引起该种产品成本的增加，但是也无法无法排斥他人对该种产品的消费。
公共产品是具有两大特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产品一旦被提供，其他人消费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产品一旦被提供，无法阻止其他人消费该产品，要么排他成本过于昂贵，要么现有的技术很难实现。纯公共产品是指能完全能满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如法律、国防、灯塔。准公共产品是指不能完全满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如桥梁、教育、文娱。对于纯公共产品，如果由私人来供给，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对于准公共产品，需要市场和政府共同合作来供给。
学前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学前教育的非排他性体现在每一孩子都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力，竞争性则体现在当在园幼儿人数过多时，每一个孩子获得的学前教育效用就会降低。另外，学前教育还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外延价值，这也是学前教育的正外部性。因此，学前教育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和正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学前教育准公共物品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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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现状与问题
第一节 学前教育的发展状况
一、幼儿园供给规模
（一）幼儿园供给数量情况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数据，本文对 2007-2017 年全国已登记注册的幼儿园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 2-1 所示，2007-2017 年我国幼儿园总数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 2010 年是幼儿园总数增长最快的一年，因为从 2010 年开始，全国幼儿园每年的增长数量超过 1 万所，增长数量在 2013 年达到最大值 1.73 万所。图 2-1中很清晰地展示了 2007-2017 年我国幼儿园供给数量稳定增长的趋势，在 2017 年达到 25 万所以上，这与我国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都有密切的关系。
从表 2-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民办幼儿园数从 2007 年的 7.76 万所增加到了 2017 年的 16.04 万所，增加了 8.28 万所，总增长率为 106.70%。民办幼儿园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民办幼儿园数在全国幼儿园总数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变化，图 2-2很清晰地展示了 2007-2017 年我国民办幼儿园数在全国幼儿园总数所占比重的变化。在 2011 年之前，我国民办幼儿园数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从 2007 年的 60.13%增加到2011 年的 69.21%，所占比重在 2011 年达到顶峰。在 2011 年之后，我国民办幼儿园所占比重不断减少，到 2017 年我国民办幼儿园所占比重为 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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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规模与结构
学前教育事业能否平稳健康地发展，不仅取决于学前教育投入是否充足，也取决于学前教育投入结构是否合理。我国学前教育长期存在的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不均衡的问题，已经逐渐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为了探究目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结构情况，本文主要是从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的财政投入、城乡幼儿园的财政投入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绝对规模分析
我国学前教育经费的来源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另外还包括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和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捐赠收入、事业收入（主要是学费）以及其他教育经费。
根据 2007-2016 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对我国 2007-2016 年学前教育经费的来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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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前教育需求变动对未来财政投入政策的影响···················37
第一节 2019-2035 年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变动的预测····················37
一、学前教育学龄人口预测的思路与方法··············· 37
二、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变动的预测结果及原因分析·················· 38
第四章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政策的优化·······················53
第一节 扩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规模························53
一、增加学前教育财政投入·····························53
二、保障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比例························53
第三章 学前教育需求变动对未来财政投入政策的影响
第一节 2019-2035 年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变动的预测
本节预测我国 2019-2035 年学前教育学龄人口的数量时，通过选取未来人口预测的方法与工具，设定人口生育率、死亡率等相应参数，并在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预测我国 2019-2035 年学前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变动情况。
一、学前教育学龄人口预测的思路与方法
（一）学前教育学龄人口预测的思路
在原有的生育政策保持不变时，可以通过估计总和生育率来测算未来出生人口数量。当生育政策发生变动时，政策变动引发的偏误会使预测结果出现较大偏差，因为并非所有育龄妇女都会紧跟政策的调整。
因此，本文将未来人口预测划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假定生育政策保持不变时，通过估计其总和生育率来测算出 2019-2035 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其次是根据符合新生育政策的育龄妇女数量及其生育意愿等情况，预测新政策实施后的新增出生人口；最后，汇总两个部分的学前教育适龄儿童。
（二）学前教育学龄人口预测的方法
我国城乡的人口生育率长期存在显著差异，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预测未来人口时应当区分城乡人口。本文选择的人口预测工具需要能够有效区分城乡人口结构情况。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在对人口进行预测时，对城乡人口进行了区分，所以本文采用 CPPS 作为预测未来人口数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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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政策的优化
第一节 扩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规模
一、增加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从 2019 年开始对学前教育的招生规模产生影响，并在 2021 年推动学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