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文沿着“控制权激励-短期货币薪酬激励-长期股权激励”的逻辑，借助政府干预成本与代理成本的双重分析框架，利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研究2010-2020年间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改革对下属控股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东委派董监高决策、高管薪酬、股权激励计划的影响。
第一章 导论
1.1研究背景与问题
1.1.1研究背景
国有资本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稳定器”和改善民生福祉的“压舱石”1。国有资本反映的是国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国有单位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部分占有关系，具有自我增殖与积累的特点，有助于迅速扩大社会财富（马克思，2004a；郑东华，2023）。当国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国有资产监管思路亟需改进，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模式。建立“管资本”模式的首要意图在于分离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通过向下授权放权解决“越位、缺位、错位”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角色困境。“越位、缺位、错位”的根源在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同时肩负着出资人职能和行政监管部门职能的双重角色，角色叠加容易导致政企不分，由此可能产生预算软约束问题。“越位”、“错位”是指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不该管的也进行管理，如干预企业的“生老病死”从而导致僵尸企业的出现。“缺位”则是指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该管的没有管到位，具体表现为一些国企的现代企业治理与监管制度还不够健全，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管资本”的最终目的在于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在“管人管事管资产”阶段，国有资本布局“大而不优”，国有资本不断扩大却运营效率相对低下。一方面，我国的国有资本产业布局过于宽泛，这容易导致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低下（黄速建等，2019）。2016年3月，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在国企改革发布会上表示，央企上市公司亏损主要还是在煤炭、钢铁、有色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另一方面，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够突出，房地产、建筑业等高盈利行业的国有资本不断增加（谢伏瞻等，2020）。转变为“管资本”后，两类公司作为市场化的专业资本运作平台，可以更好地整合分散在各个行业、地区的国有资本，促使国有资本向重要、关键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布局的改革力度与调整节奏。
1.2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将使用中国两类公司改革试点的相关数据以及中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沿着“控制权激励—短期货币薪酬激励—长期股权激励”的激励体系逻辑，首先研究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改革对国有股东委派董监高决策（控制权激励）的影响，接着研究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改革对国有企业薪酬水平（短期货币薪酬激励）的影响，最后研究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改革对国有企业股权激励计划（长期股权激励）的影响。
1.如何获得两类公司改革试点以及国有上市公司数据
目前，已有文献主要以国有上市公司为主体来统计两类公司改革试点的相关数据，主要通过观测上市公司年报以及公司官网、百度新闻等辅助渠道获得两类公司名单，以国有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经历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来定义是否试点，对两类公司改革试点的直接数据统计披露不足，也较少披露两类公司数据统计的详细程度，如统计到的两类公司最低行政层级、两类公司类型、两类公司改组类型等。在缺乏两类公司具体名单的情况之下，以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直接进行判断难免会有遗漏。此外，两类公司的试点时间判断也具有一定的难度，由于披露口径和表述方法的不一致，有时候需要加以人工判断。本文将重点攻破上述两类公司数据搜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点痛点。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极大地优化两类公司改革试点的数据搜集流程以及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数据库的构建情况，充分考虑了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和学术研究的潜在需求。数据搜集前，需要先明确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数据库的结构，再确定具体的搜集流程。根据2018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本文确定需要搜集的两类公司数据主要包括两类公司的公司名称、所属省份、所属地级市、行政层级、功能定位、组建方式、是否进入试点名单、试点时间、授权机制等。由于两类公司改革试点的情况因地而异，本文确认了全国的行政地区范围，计划统计中央、省级、地市级三级的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情况。数据搜集过程中，本文按照地区逐个统计该地区的两类公司名单和数量，确保没有遗漏或多余。本文主要通过各地国资委网站、人民政府网站、两类公司网站、企查查网站、百度网站等渠道手工搜集各地区的两类公司名称、两类公司获得试点的时间（获得批复或者是出台试点方案）及各类相关信息，以确认各个公司的政策冲击试点。不确定的两类公司名单通过国资委网站留言和电话咨询方式进行确认。数据搜集初步完成后，科研团队其他成员再进行人工复核。
第二章 理论基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
2.1.1 预算软约束理论
预算软约束理论起源于Kornai（1979）的论述，“预算约束”的概念来自于家庭消费理论，最初被应用于家庭决策，后来拓展到企业和组织决策的分析中，发展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理论。Kornai（1998）认为，预算软约束主要关注企业是否退出市场，一个组织是否会永久存在的问题，如果要死亡，是会自然存亡还是人为维持。Kornai（1979）发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常会遇到“短缺经济现象”。他对生产企业进行微观分析，努力增产可能会碰到三个不同的上限约束:物理资源约束、需求约束，以及公司的预算约束。
预算软约束的具体定义如下：当公司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企业的开支将被财务能力有效地限制住，企业的财务费用不能超过其初始货币存量和销售收益，企业必须保持收支平衡。当企业想要申请银行贷款时，银行只能在“保守”和“正规”的情况下授予企业贷款。假如上述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则说明预算约束是软的。
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可以通过间接地观测以下两种情况加以判断：（1）企业的生存。假如企业由于财务困难而导致破产，无论是因为外部环境还是自身原因所导致的财务困难，这个企业总归是由于自己的损失而破产，则意味着该企业预算约束是硬的。但是，假如国家帮助公司摆脱困境，如采取政府补贴、减免或延期税费、公开提高中央定价、以优惠政策发放贷款、延期还款等手段，其目的在于保住企业的生存机会，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国家是一家“万能保险公司”，对企业的生存采取父爱主义式的国家保障，迟早会赔付企业的任何一笔损失。（2）企业的成长。如果公司的成长依靠自己的财务实力，用自己的利润去运营公司并且在没有优惠的条件下获取贷款。当企业财务决策出现失误时，自负盈亏，则说明预算约束是硬的，若投资亏损无需承担，企业还能若无其事地继续生存则说明预算约束是软的。约束作为一种事前行为规范，企业对于财务约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2.2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研究综述
刘纪鹏等（2020）对三层次的国有资本分层授权管理的架构做出了清晰界定，其中，监管层主要由国务院及地方国资委构成，负责国资顶层设计和监督；出资层由两类公司构成，被授权对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并以股东的身份开展国有资本运作；经营层是国家出资的实体企业，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改革的内在实质是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的纵向延长。在三层次“政府部门-两类公司-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授权管理关系中，两类公司既是下级国有企业的委托人，同时也是上级政府部门的代理人。两类公司是行政性委托代理制转变为企业性委托代理制的载体（魏杰，2001）。
基于产权行使方式和管控模式两个角度，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改革具有以下重大意义。一方面，基于产权行使方式角度，授权管理是实现政企分离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厘清政府、两类公司、国有企业各自的责权利。在“管人管事管资产”时期，国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此时，国有企业的日常经营效率相对低下，由于经常受到行政力量的干扰，国资委也难以履行其“裁判员”的基本角色。“管资本”以后，设立两类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与国资委之间的“隔离带”，一段的国资委简政放权，清晰地界定政府职能。另一端国有企业获得自主生产经营权，明确了自身的市场主体地位（张宁和才国伟，2021）。通过强化中间夹层公司的资本运作功能，国有企业和国资委都可以更好地履行本职工作，互不干扰，互相独立。
另一方面，国有资本授权管理有助于改善原有的管控模式，以两类公司为抓手控制更多的国有企业。根据管理幅度原则，随着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国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双重职责会使国资委的管理幅度超出其所能控制的范围，此时容易出现管理效能下降、甚至管理失效的情况，两类公司的设置可以减少国资委的管理幅度，国资委无需面对成千上万家国有企业，只需要针对核心的两类公司进行管理即可。此外，由于两类公司的投资范围不仅局限于国有控股公司，还包括国有参股公司，因而三层次的授权关系可以有效地连接政府部门和含有国有股份的私有企业（Sam，2013）。
第三章 制度背景 ............................. 57
3.1 全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 57
3.2 我国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 ........................ 60
第四章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与控制权激励 .................... 80
4.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80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83
第五章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 ...................... 115
5.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