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建筑学论文，本文共计收集整理174座（其中八塔子塔8座算为1处，计1座）辽塔信息，可考确切经纬度信息的辽塔单塔达105座。辽塔是辽代文化、信仰以及砖构技艺的集中表现体，其营建前的选址与附近城池、寺院以及山水的空间格局相结合，成为中国传统建筑选址课题的重要组成内容。
第1章绪论
1.1选题意义及研究目的
1.1.1选题意义
古塔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高层建筑，一如现代高层建筑作为城市地标凝聚了当时最前沿的营建思想和最先进的建造水平。现今，唐塔及唐代建筑遗存稀乏无比，而辽塔处于中国古塔演变过程中由“古拙”转型“繁丽”的时期，具有承前朝之风、启后世之流的特殊作用，并且因辽代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与提倡，辽塔的建造数量以及建造范围都较前朝大为增长，通过对辽塔的研究不仅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当时建筑的发展水平，也能侧面获知唐代建筑风格与建筑形式特征，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从19世纪末鸟居龙藏详细考察满蒙地区的佛教遗存开始，中外学者对辽塔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现如今辽塔研究在建筑年代考订、建筑形制关系、宗教内涵、造像雕刻风格等方向十分丰富，也出现了依据三维数字化技术对辽塔比例尺度、元素构成方向的初探研究，但对辽塔分布及布局研究仍显滞后与不足，现此类研究缺少以辽代全部古塔为研究对象，并且研究内容多为寺塔布局，古塔与城池构成的空间布局未见系统研究，具有研究必要性。
本文创新性地将辽塔与山水、辽城、辽寺结合，从宏观层面分析辽塔在地理层面的空间分布特征、从中观分析辽塔与城池之间构成的分布特征以及探研辽塔与寺院之间构成的微观分布特征，是对辽塔分布与布局研究的补充，亦是对辽塔研究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将辽塔的选址营建与城池、寺院相联系，涉及地理、宗教、经济等诸多因素，也从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辽塔营建与辽代城市、寺院的发展关系，具有学术意义再者，辽塔是辽代建筑文化遗产，承载悠久的地域性文化，是古代城池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现今部分辽塔得到很好的保护与研究，但仍有很多建于偏远地方的辽塔残损严重、保护力度略显不足，通过对古塔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以期提高偏远地方文化凝聚力，增强偏远地方人民的保护意识，更好地促进与加强对偏远地方辽塔的保护与研究，对于辽代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3研究范围及相关说明
1.3.1研究范围
时间上，本文所涉及的辽代时间范畴为自唐天祐四年（907）耶律阿保机统一八部建立契丹国至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被俘；空间上，本文涉及的辽代疆域范围为辽故境内五京道统辖的最大国土范围。
此外本文应涉及辽塔与辽代城池、寺院的布局关系，所以将辽塔、城池、寺庙三部分研究范围做特别说明：
（一）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辽塔（经幢因数量众多且可移动性强，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辽代新建的古塔；二类则是前朝始建，但在辽代于原址重建、加建的古塔。辽代于原址重建、加建的古塔，虽非辽代始建，但辽人对其的重建、加建等活动充分体现了对此选址的尊重与认可，可以反映辽人的营建制度，所以将其纳入辽塔范围一并讨论。
（二）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辽代寺院仍分两种情况：一是辽代新建的寺院；二是前代始建，但在辽代仍有存续运营的寺院。第二类寺院虽非辽代创建，但在佛教信仰兴盛的辽代，这些沿用前代的“古寺”，也在整个社会的宗教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辽代佛寺中无法割离的组成部分。辽人也常对前代寺院进行扩建、改建，无论寺院的创始年代，辽代的营建活动本身和改建后的建筑空间、寺院布局才是辽代佛寺制度的反映。
（三）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辽代城池：辽代城池类别现已明晰，主要分为皇都、陪都、头下城、斡鲁朵（宫卫）城、奉陵邑、边防城、五国部城、方州军城八大类[35]，但数量和具体分布因史料不全以及多部史料信息不统一等原因不能全悉，故本文研究的辽塔与辽代城池的分布关系只将辽塔附近有准确、统一记载的城池作为研究对象。
第2章辽塔概述
2.1辽代概述
辽代是由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因其拥有疆域广、多民族的现实条件，以及统治者积极建立并促进东西南北各政权、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促使辽代拥有极具特色的政策制度与十分璀璨的文化艺术。
2.1.1辽代追根溯源
辽代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政权，其起源与契丹族的发展紧密相连。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契丹族的起源可追溯到东胡族系，他们原本是鲜卑的一支，后来逐渐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开始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一带游牧[29][30][31]。
而在《辽史》中记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即“青牛白马”的故事。传说中，有神人乘白马自浮土河而下，同时天女驾青牛车自潢水而下，两者在木叶山相遇并结为夫妻，后生八子。这八子的子孙繁衍成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契丹族。这个传说不仅反映了契丹族对于自身起源的想象和构建，也体现了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神秘力量的崇拜[32]。
随着历史的发展，契丹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在魏晋时期，根据《魏书·契丹传》的记载，契丹古八部包括悉万丹部、何（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目）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於（于）部。这些部落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共同构成了契丹族的基本社会结构。到了唐朝时期，契丹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唐朝在契丹活动地区设立了松漠都督府，由契丹首领窟哥担任松漠都督。这一举措标志着契丹族正式纳入了唐朝的行政建置之中。此后，随着遥辇氏的崛起和取代大贺氏，契丹族内部又进行了一次重大的部族改组，形成了新的八部体制，即设迭刺、乙室、品、楮特、乌隗、突吕不、捏刺、突举八部，从而进入了遥辇部落联盟时代。
2.2辽圣宗时期及之前辽塔
辽圣宗之前有明确纪年的辽塔仅有建于辽太祖天赞年间（922-926）的宝塔寺塔、建于辽世宗天禄三年（949）的仙露寺舍利塔、建于辽穆宗应历二年（952）的感化寺智辛禅师塔共计3座，不便单作一节，本文将其与辽圣宗时期辽塔合为一节概述。该时期发现有纪年且被证实的辽塔共计16座，其中不存10座、仅存塔基1座。本节将对宝塔寺塔、蓟州玉田县东上生院无垢净光舍利塔、农安辽塔、朝阳南塔4座辽塔进行概述。余塔相关信息收录在附表。
2.2.1宝塔寺塔
宝塔寺塔为八角实心十三层密檐砖塔，建于辽太宗天赞年间，是现存可考辽塔中建造最早的，其朝向为南向，现高25.64米，整体收分较大。1988年宝塔寺塔及小塔子城址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2001年和2010年经过两次保护性修复。
现今，宝塔寺塔东侧55米有一南北向呈长方形布局的夯土城址——小塔子城址，东枕辽河，南北墙长约260米、东西墙长约340米，存墙高2—4米不等，见图2-3。
据金殿士发表的《辽祺州访查记》与冯永谦发表的《辽代祺州探考记》所述：宝塔寺塔东侧小塔子城址为辽代祺州城遗址，现横贯城池东西的道路就是辽时祺州城内贯通东西门的重要街衢。在城址内，辽金时期的沟纹砖、陶瓷残片俯拾皆是，还发现唐代“开元通宝”，北宋“皇宋通宝”“景德通宝”，金代“大定通宝”等铜钱[36][37]。
宝塔寺塔下原有一宝塔寺，始建于清代，原自南向北依次建有石质旗杆、二马殿、照壁、钟楼鼓楼、辽宝塔寺塔、老爷殿、娘娘殿、三佛堂，为康平佛教最大寺院盛极一时，土改时遭掘毁，现存有照壁、石质旗杆以及一对石狮子。
第3章辽塔与山水构成的宏观分布特征.........................41
3.1中心性与方向性分析.............................41
3.1.1辽圣宗及之前...................................41
3.1.2辽兴宗时期..............................44
第4章辽塔与辽城构成的中观分布特征.............................65
4.1辽塔与城池构成的空间关系...............................65
4.1.1于城内平地处建塔...........................65
4.1.2于城内台地上建塔...............................67
第5章辽塔与辽寺构成的微观分布特征.............................83
5.1辽塔与寺院构成的空间关系.............................83
5.1.1于中轴线上营建..................................83
5.1.2于寺院外部营建............................84
第5章辽塔与辽寺构成的微观分布特征
5.1辽塔与寺院构成的空间关系
5.1.1于中轴线上营建
将辽塔建于寺院中轴线上的营建思想是辽代的主流思想，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的碑刻便记录了寺中原有一座铁塔，但因寺院扩建，众人商议拆除铁塔移建到寺院中轴线的情形，详见2.5.4。
现将有可考寺塔空间关系的于寺院中轴线上营建的辽塔信息进行统计，共有14座，其中释迦佛舍利塔、沈州崇寿寺释迦佛升天舍利塔、永乐村舍利砖塔、应县木塔4座与所属寺院构成的布局形式为前塔后殿式，铁岭白塔、永丰塔、涿州云居寺塔、涿州智度寺塔、天宁寺塔、大昊天寺宝塔、广济寺木塔、通州宝禅寺定光佛舍利塔共计8座古塔与所属寺院呈前殿后塔式布局，另有朝阳北塔和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合计2座无法获知具体是前塔后殿式布局抑或是前殿后塔式布局，详见表5-1。
结论与展望
一、基于地理格局下的辽塔分布特征
基于中心性与方向性视角下的辽塔分布特征：
1、辽圣宗及之前辽塔分布的核心在于辽中京道兴中府，后逐渐南移、西迁至辽南京道析津府附近地区。且建塔核心由一开始的单核心分布演变成一主多副的分布格局，最终在辽天祚1116年之前形成双核心式分布。
2、辽塔营建的方向性上，辽天祚1116年之前的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