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建筑论文，本研究从转经道形塑空间中心、创造或改变空间边界的现象考察转经道空间的物质属性，从转经道规范转经仪轨的角度考察转经道空间的观念属性，得出了以下转经道空间“中心-边界”原型规律：一方面是信仰与物质空间同构性规律，转经道物质空间划分场所中的二元对立空间，即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中心与边界的空间、向心与去远的行动同时出现；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课题来源
本文研究课题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漠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建筑形态演变研究（项目审批号：51768050）。
1.1.2研究背景
自明清以来，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藏传佛教建筑广泛流布于西藏以外的甘青、蒙古、北京、承德等地区，进行跨空间、跨语言、跨文化的长时间传播，是建筑文化全球化传播的重要样本。藏传佛教寺院中转经道空间作为藏传佛教仪轨重要的物质载体，是藏传佛教建筑作为活态遗产的重要象征，其外观、做法、空间及使用方式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变化，形成了当前芜杂多元的群体面貌。
当前研究表明，甘青地区、漠南蒙古地区召庙转经道形式关联密切，漠南蒙古地区召庙转经道在继承甘青地区转经道原型的同时，也发展出了新的样式，依据当地文化传统或当下需求对该空间进行适应性改造。然而对于此类建筑，研究者通常以小区域内重要个例展开，关注以殿堂为核心的建筑室内暗廊转经道或外环廊转经道，以平面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多集中于此类转经道形态的历史沿革及存废关系考据，而场地尺度的大型转经道尚无专门调查研究，院落尺度的临时装置转经道则因历史价值较低而被忽视，且少有从空间视角出发的研究。在当前仍被使用的寺院中，转经道空间的多类型现象是如此普遍，不免令人想要探究该类空间形成及转变背后的推动力。
因此，本文将着重于“甘青与漠南蒙古地区召庙转经道空间的传播与衍变”展开研究。转经道空间从殿内到殿外、从小尺度到大尺度、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定到临时，反映了随使用者行为方式变化的空间观念。通过实地调查，从转经道的空间信息出发，集成文献、实物、图纸、图像资料，建立甘青-漠南蒙古地区转经道空间信息数据库；在空间信息调查的基础上，建立转经道空间形态图谱、空间模式图谱，解析甘青及漠南蒙古地区召庙转经道空间形态、空间组织模式层面的差异与共性；引入“中心-边界”空间原型理论，探究转经道空间属性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从整体性角度对甘青与漠南蒙古地区召庙转经道空间进行比较研究，探究转经道空间传播、衍变、发展的动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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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对象与范畴
（1）研究对象：藏传佛教寺院中的转经道空间
本文研究对象藏传佛教寺院中的转经道空间，包含以下三类转经道空间：
①环绕寺院整体布置的转经道，如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环绕寺院周圈布置的转经道；
②作为建筑的一部分、紧密环绕佛殿布置的转经道，其中包含室内转经道、室外环廊转经道，如青海省海东市瞿昙寺瞿昙殿的室内暗廊转经道，青海省西宁市塔尔寺弥勒佛殿的室外环廊转经道；
③由附加构筑物构成的“临时性”转经道，主要沿院内主要道路或环绕殿堂进行设置，如内蒙古赤峰市梵宗寺环绕佛殿布置的临时构筑物转经道。
（2）研究的时空维度：明清时期的甘青和漠南蒙古地区
“漠南”或“幕南”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后历代沿用，至清代正式形成地理区域概念[1]。漠南蒙古作为历史地理概念，主要包含清时内札萨克①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内属蒙古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察哈尔八旗[2]及阿拉善厄鲁特旗、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套西二旗。其中卓索图盟包含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即阜新、北票、朝阳、凌源、平泉、赤峰喀喇沁旗、宁城县、建平县南部地带[3]；套西二旗即今阿拉善盟地区[4]（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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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甘青与漠南蒙古地区召庙转经道概况梳理与理论建构
2.1甘青与漠南蒙古藏传佛教转经道形制发展历史及现状
2.1.1藏传佛教转经道发展脉络
藏传佛教建筑经历了由西藏地区至甘青地区再到蒙古地区的传播，经历了各教派的不断改革，形成了目前多元的平面形式，以下对各地区寺院的转经道形式类型进行归纳
（1）西藏地区转经道
观察西藏地区历史上寺院形式，在西藏地区7-13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建造的非 格鲁派寺院中，围绕单一佛殿的室内转经道是及其常见的形式（见图2-1），而在15- 17世纪建造的格鲁派寺院则完全取消了室内转经道，取代为与巨大经堂直接相连的 连续数个小佛殿（见图2-2）。对于这一现象，宿白先生认为格鲁派的改革“可能源于教派的冲突以及教派间的暗杀，内转经廊道不能满足格鲁派增加的信众数量”[10]。
（2）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寺院转经道
元末明初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出现了一批藏传佛教寺院，该地区佛殿以单体建筑出现，以瞿昙寺、妙因寺为代表的非格鲁派寺院在初建时均为室内转经道，转经廊墙壁上满绘壁画（见图2-3）。同时期的格鲁派建造，如塔尔寺弥勒殿则将廊道的墙壁打开，以副阶周匝的做法形成室外环廊，并沿外廊道布置转经筒，成为一种新的形式（见图2-4，a）。但至清康熙年间为七世达赖喇嘛建造的祈寿殿则又回归了早期非格鲁派寺院的做法——室内廊道环绕单一佛殿（见图2-4，b），可以看出格鲁派寺院并非有固定建制和形式，并会根据不同的需求对转经廊道的形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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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空间图谱理论框架
甘青-漠南蒙古地区地理范围极广，转经道样本层次丰富、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具有相似性、联系性及特异性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引入科学的空间形态类型归纳方式，建立转经道空间特征类型及空间组织模式解释框架，建立区域与空间信息、空间特征归类相结合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分析，因此引入当前较为成熟的空间图谱方法，在区划的基础上，形成分区比较、分类型比较研究，建立甘青-漠南蒙古召庙转经道空间形态图谱、空间模式图谱理论体系。
2.2.1 空间图谱的含义
借鉴生物、化学谱系研究结果，借助信息科技逐渐形成了地学信息图谱理论，图谱理论成为系统认知和理解特定地区和同类事物的重要方法，目前广泛运用于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学等领域。图谱中的“图”主要是指信息的图面表现形式，“谱”是指同类要素或事物建立的系统和体系，也称“谱系”[61]。“谱系”一词最早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旨在调查家族的血缘关系。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最早将谱系的科学内涵用于分析社会结构，他将谱系学视为对现代历史主义及其宏大叙事的哲学基础批判以及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批判，试图以谱系解释一种微观权力形式[62]。审视历史存在中的真实性是建立谱系的根本目标，并以此解读不同事实的价值观叠合、社会网络等复杂现象，从微观视角发掘各种结果的生成规律是建立谱系的核心意义。本质上，“谱”和“系”的指代不同，“谱”更多是特定区域事物聚集的可视化表达，主要解决确定性问题和实施性问题；“系”是特定区域事物内涵的范畴，是基于“谱”的意涵的确定[63]。图谱既涵盖了图的基本形式与特征，也包括图形的谱系关系，图是关系和特征的直接表达，谱是关系和分类的总结，图谱是这些关系的系统性表达[64]。
基于以上关于图谱价值与意义的判断，本研究提出甘青-漠南蒙古转经道空间形态图谱建构，旨在剖析转经道的核心价值，从差异性和共性角度发现转经道的形态规律，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解读秩序，进行结构化文本模式空间信息的可视化表达，试图在个案差异性中寻找群体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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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甘青与漠南蒙古地区召庙转经道实例调查............................29
3.1调查工作概述........................................29
3.1.1调查对象选取原则........................................29
3.1.2调查方法与调查目的....................30
第四章甘青与漠南蒙古地区召庙转经道空间图谱建构.........................69
4.1甘青-漠南蒙古召庙转经道空间图谱建构................................69
4.1.1甘青-漠南蒙古转经道空间图谱构成..................................69
4.1.2甘青-漠南蒙古转经道空间图谱建构方法.............................70
第五章甘青与漠南蒙古地区召庙转经道空间原型比较研究.......................................95
5.1场地转经道“中心-边界”空间原型..................................95
5.1.1 场地转经道形塑场所中心 ................................. 96
5.1.2 场地转经道限定场所边界 ............................. 98
第五章甘青与漠南蒙古地区召庙转经道空间原型比较研究
5.1 场地转经道“中心-边界”空间原型
5.1.1 场地转经道形塑场所中心
（1）场所中心形态
场地转经道多与大型寺院聚落相伴出现，作为限定寺院聚落场所的空间手段。转经道形态与场所形态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对寺院聚落整体形态进行分析（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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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研究结论
1. 甘青与漠南蒙古召庙转经道空间具有层级多样、类型丰富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