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前提条件：信任与尊重的场域氛围
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链接”型模式的前提条件就是乡村的内生社会资本，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信任和尊重建构的乡村社会氛围。奥斯特罗姆认为，在管理公共事务和使用资源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交流、交流、理解、建立信任和依赖。根据信任的来源，扎克·林恩把信任分成三种类型类：信誉信任、社会性信任和法制信任。信誉信任建立在个人诚信和人格信任之上，而社会相似信任建立在“我群”特征之上，而法制信任是制度信任。老前辈将多重信任结合在一起，不仅可以利用协商式的运作原理，充当村民的利益代理人，还可以在“两委”的授意下，以“人情化”的方式协助村“两委”的工作。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老前辈参与乡村治理凭借的信任必然会孕育在乡村社会的土壤中。“内生-链接”型模式的运用依托于村庄内部浓厚的“崇德”氛围，如践行《公民道德实践纲要》，设立道德评议会，明确其红做职责，以各种重大节日，周年为契机，举办各种活动，提高人们对祖国、对家乡、对生活、对自然的爱，从而培养人们的伦理道德感；又或者每年评选出村内道德模范、“五好”家庭等活动，在农村治理的公共空间中呈现出尊重道德的繁荣局面。在传统文化价值的加持下，出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老前辈凭借这数年的生产和生活积累的个人声望，自然而然成为了村内道德的重要载体，同样的村内其他主体在现有的村内“崇德”氛围和传统价值的熏陶下自然而然地信任和尊重老前辈。乡村场域的信任和尊重，是农村老前辈们行动的驱动力和行动保障。
第6章结语
6.1研究结论
“乡政村治”是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模式，虽然以“村民委员会”作为组织载体的乡村治理主体有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在治理中，为社区精神与农村基层民主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但它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化伴随而来的复杂的挑战，尤其是在税制改革之后，政府的权力高于农村社会，体制性组织的权力被无形中削弱了，缺乏权力与资源的整合与动员的能力。再加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扩大了农民的自由流动空间，加快了农民外流速度，导致乡村社会呈现出“老龄化”、“原子化”等现象与问题，这些促使农村中国乡土社会面临着外部权力与内生权力的弱化两难局面。面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如何使农村得到有效治理是学术界一直在探究的问题。文章立足于芜湖市TY村“老前辈协调工作室”的治理实践，从中总结实践经验和提炼出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链接”型模式。该模式立足于乡村内生性发展的角度，充分挖掘乡村社会中的内生性治理资源，通过将村庄内的“老前辈”这一群体纳入到乡村治理的队伍中，通过复合型的权威进行组织动员和资源输入以及培育和发展乡村“仪式活动”来构建情境和加强“情感能量”，以此来重塑一个共同的情感空间唤醒村内公共精神，形成乡村内生性治理能量的循环互动过程。本文通过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链接”型模式研究为问题，以芜湖市TY村老前辈协调工作室为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是特定的国家政策建构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的现实需求推动的。首先，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开发“银发经济”和老年人力资源，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举措。国家政策的出台与支持是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其次就是当前中度老龄化的社会现状以及乡村人口外流等现象导致了乡村治理主体不足、治理权威式微等问题，而兼具德能的乡村老年人就成为联结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节点”。
第二，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参与乡村治理主要通过以下的方式：利用自己在长年累月的生产和生活中积累的声望和人脉网络，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之间的土地纠纷、邻里矛盾等问题；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本身作为一种道德示范，通过言传身教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和培育优良的乡风文明；借助村民之间的交往和仪典等仪式活动凝聚情感能量，增补乡村治理能量，形成对基层政府治理有利的补充，使其在农村治理中得以实现“共治”与“善治”的治理格局。由此可以看出，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已非传统时代的独立权力机构。这是一种以基层政府为依托的组织形态，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弥补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不足的问题，与基层政府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