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研究中国税务的论文，本文实证章节通过对我国与 OECD23 国 19 年间的面板数据，从 SFA 模型入手进行检验效率，及其对影响效率因素的测算。其中为消除国家间个人所得税之间差异，做出了相应的模型与数据调整。作者根据现阶段相关信息与数据可得性，在相关数据修正的基础上，由于涉及国家数量众多，年度跨度长，影响指标效率数量多，在数据的获取过程中克服了极大困难。通过不断选取相关数据、反复测试，在众多模型结果中，选出可缩小其中差异的最可靠修正方法。一是，将测算效率的数据，从绝对数向比值进行调整。修正后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个税占GDP 比值中，分母按照购买力平价对所有国家 GDP 进行调整。二是，将 24 个国家按相近税制，与最高边际效率进行分组测试，以保证区分实证检验结果的差别性，对检验结果做出最大程度的修正与调整。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至今 40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民众生活水平到社会生产力，再至国家综合实力都得到了飞速提升。我国 2018 年 GDP更是达到了 90.03 万亿元1之高。然而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各行业收入水平增长均衡匹配程度较低，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突破 0.4 警戒线2，反应出我国目前贫富差距过大的严重性。若任由基尼系数增长，势必会对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阻碍。
个人所得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自动稳定器”作用，为我国的财政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个人所得税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收入不合理扩大的作用。从我国与 OECD 成员国个人所得税税收的增长速度来看，增长的趋势和速度都呈正向积极发展态势，但增长的背后伴随着征收成本的高低，是决定征收效率水平的重要因素。将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与 OECD 国家之间横向比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征收效率的高低进行充分的研究梳理。同时，根据在不同背景与政策下效率的高低程度，可以有所针对性的分析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水平。若征收效率低下，将会导致投入成本的无端浪费。本文通过对我国与 OECD 主要成员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水平的测度，不仅要关注个税收入对 GDP 和各项税收收入占比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其投入的相应成本，将两者综合考虑，由此分析一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水平。
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提出，加快推进个税税制的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简化税率，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i。2018 年 8 月 31 日,我国个人所得税做出了第七次重大修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发展历程中的进一步重大改革。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方面，不仅要加大人员、经费和技术手段的投入，同时还要对其征收的效率进行有效的监控和信息评估。以达到投入水平的最大化利用，以免出现资源的不合理浪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逐年推进，其征收效率是使得个人所得税税收充足的重要保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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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贫富差距增大与收入不平等问题日渐浮现。个人所得税作为构成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之一，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许多国内外学者关于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问题展开了相应讨论。本节从国内外学者对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的相关研究，分别从个人所得税制度与发展趋势、征收现状、个税流失、提高效率与实证分析方面作了相应的文献梳理，为后续章节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 国内文献综述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与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文明进程，都对税收的进程与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也同样受到国家社会进程背景的影响，且需与其相匹配（杨斌，2002）。从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来看，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受限。对此必须完善税收征管制度，着手推进分类制与综合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朱涟莲，2016）。现如今，我国推行两种制度并行政策。综合制的实施其征税范围需适度考虑，建议将具有劳动报酬性质的收入，如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等纳入到综合课税的范围；对利息、股息、红利等资本性所得仍然按照现行的分类计征方式征税（闫坤，2017）。目前我国个税征管发展的关键在于计征方式的转变，采用综合制与分类制相结合和计征方式有利于保证税收平稳入库，也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促进公平效率的功能（崔军，2015、赵寿斌，2016）。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结合了分类与综合两种税制的优点, 结合税基综合性与税收待遇统一性原则，是适用性较强相且理想型的税制类型（张天姣，2017）。从分类制到综合与分类制相结合，改革所需要的硬性要求较高。对高收入者的多项来源收入监控情况，以及对个人负担情况与费用支出两方面的信息掌控及时程度，是重点制约因素（杨孟著，2017）。
十九大以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推行将综合与分类制两种制度相结合的政策，相互取长补短，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制度平稳过渡。综合与分类制相结合的税收制度，不仅有利于保证税收平稳入库、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促进公平功能，同时也对加强税收征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现阶段，我国税收征收体制完善程度与偷漏税的惩罚力度有待加强，征税监管手段亦有极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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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
第一节 关于征收效率的理论基础
一、“效率”的界定
在物理学概念中，“效率”定义为效用功率对驱动功率的比值，而在经济学界关于对“效率”的定义解释众多。Samuelson 将“效率”界定为尽可能地有效运用既定地经济资源，来满足经济人需求的最大可能。且不存在免除一定不必要的浪费，解释为当在一定经济水平下，不减少一种产品生产为前提的情况，另一种物品的产值也不能增加，此时便存在效率3。通常学者在对“效率”进行解释时，有“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之分。其中“微观效率”是指部门在投入下是否可获得最大的产出，即在产出定量的前提下是否实现了最小投入成本，由此可判断一部门是否有“效率”。“宏观效率”的概念界定为在一个既定经济体中，多种资源投入在不同的生产产出之间得到了合理有效的分配，将此举界定为产生了效率。
二、“技术效率”的概念界定
在经济学的发展与应用过程中，国外学者 Koopmans 提出“技术效率”，并且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技术效率”在学术界中受到诸多学者应用。其概念为：若不对其他投入增加，便不会有任何投入减少；在一部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在不减少产出时任何额外的产出都不可能得到增加。
“技术效率”解释时常与生产可能性边界联合解释。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概念定义为：将多种可能的投入结合所能输出得到最大产出的集合。“技术效率”在学术界运用广泛，多用来对行业、国家或地区绩效，或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评估。Farrell 将“技术效率”概念定义为，在一系列投入要素既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同等投入水平下，所带来的产出最大化之比，且该地区的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之间的差距，与最大产出的比值界定为技术非效率。后又有学者在原有的“技术效率”基础上对其进行划分，分为纯技术效率（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与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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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理论基础
目前，个人所得税在全球范围内税制模式整体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分类制，二是综合制，三是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
一、 分类制课税模式
（一）分类制内涵与理论基础
英国是个人所得税发源地，同时也是分类制的起源地。该方法根据纳税人一段时期内所得的来源，根据不同性质的收入进行分类扣除、分别制定相应的税率，不同来源、项目不同的收入划分的口径也有所差别。目前在我国与 OECD 国家中，其中部分国家采取分类制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便是典型国家之一，在近些年税制改革大潮之下，很多学者对个人所得税制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分类制下，扣除数采取的口径有所差别，且不同收入来源的税率有所分别，如工资薪金、劳动报酬、股票利息等。第一类观点的学者，提倡分类征收制，认为分类征收制实行不同征税标准，可避免重复纳税，维护纳税人权益的同时亦体现了效率与公平原则（Gale，2005）。尽管部分国家个人税征收单位为家庭，但个体征纳仍为个人所得税主要标准。当今社会家庭成员结构庞大，且人际关系相对复杂。个人作为课征单位，从征管成本投入到征收效率多方面考察合理性更高（James Alm，2009)。
（二）分类制下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
一方面，由于在分类制模式下，在一定程度上将家庭经济负担忽略。对纳税个人的负担能力没有明确的区分，因此在横向公平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分类制对扣缴义务人的依赖性之高，当脱离家庭整体经济捆绑的同时，偷漏税的现象将大大存在，如此个税征收效率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另一方面，纳税人在选择分散应纳税额时，通过选择不同税率项目之间相互转换，以此达到避税目的的灵活性很强。如此来看，纳税群体的“经济人”心理通过改动应纳税额的方向，以达到规避税款的目的，将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倚。同时在税务监管过程中投入的成本也将大大提高，造成个税征收效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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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与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