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职称论文，笔者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高学历人才，而是为学生的幸福人生打地基，可见，教师事业是成就人幸福的事业，教师不幸福何以培养出幸福的人[7]。教师的幸福感取决于其社会价值的体现以及能够得到家庭的支持和帮助。
1 高职院校女教师幸福感探究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2003年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MHQ）包含一个指数、两个模块、九个维度。最开始测试只是在大学生范围实施，后来逐步扩大到研究生、中学生、军人等群体。本文采取MHQ对高职院校女性教师的幸福感进行研究，符合原测验的相关设计构想，有着一致的验证性因素。为确保调查分析的全面性和典型性，调研主要选取具有文明城市称号的惠州市内4所不同类型的典型高职院校，即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惠州城市职业学院、惠州工程职业学院，分别属于经济类、综合类、工程类和护理类。以四所高职院校的在职女性教师为研究对象，对其幸福感进行调查分析，努力寻找影响其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为提升高职院校女性教师幸福感提供相关理论参考。
调研采用《综合幸福问卷》（MHQ），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09份，有效回收率74.64%。MHQ测量是基于心理幸福感PWB和主观幸福感SWB理论框架构建的幸福感测评工具，具有多功能、多测度和多方位的特点。测量包括一个指数，即幸福指数，两个模块，即心理幸福感模块和主观幸福感模块，九个维度，即人格、友好关系、自我价值、利他行为、健康关注、生活满意、生命活力、负性情感和正性情感。其中包括的50个项目采用7级积分，幸福指数采用9级计分。Cronbachα总系数为0.818，分半系数为0.726，各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保持在0.72到0.912之间，最低的为正性情感0.72，最高的为友好关系0.912，分半系数从0.526到0.826，最低的为生活满意0.526，最高的为负性情感0.826。所有的数据都经过SPSS20.0软件处理，t检验和方差分析。
2 高职院校女教师幸福感现状分析
在幸福感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方面，此前的相关文献资料显示，通过主成分法提取健康、友好关系、自我价值、人格成长、生命活力、生活满意、利他行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九个因子，对总方差的累积贡献率与MHQ原设计是相同的。本次在数据拟合过程中，模型的各项指标均有着较好的拟合，满足原量表设计构想,如表1所示。本次测量中，Cronbachα总系数为0.818，分半系数为0.726，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保持在0.72到0.912之间，最低的为正性情感0.72，最高的为友好关系0.912，分半系数从0.526到0.826，最低的为生活满意0.526，最高的为负性情感0.826。
高职院校女性教师的幸福指数得分情况如表2所示。
私有住房和婚姻对高职院校女性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如表3所示。
经t检验可以看出，高职院校未婚女性教师在友好关系、健康关注、利他行为和生命活力方面较已婚教师得分更高（P<0.05）。其中有私有住房的女性教师在生活满意维度和幸福指数上明显高于没有住房的女性教师（P<0.05），然而在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和健康关注几个方面又明显低于没有住房的女性教师（P<0.01）。以上t检验用于比较高职院校已婚和未婚女性教师、有私有住房和无私有住房的女性教师之间存在的差异；以上P值是从研究总体中抽取一个随机样本计算检验统计量的值，或者说观测的显著水平，即在假设为真的前提下，检验统计量大于或等于实际观测值的概率。如果P<0.01，说明是较强的判定结果，拒绝假定的参数取值；如果0.01
如果P>0.05，说明结果更倾向于接受假定的参数取值。
从本次调研可知，女性教师通过婚姻能获得经济和情感的多方面支持，更能提升幸福感。在王羽等人的研究资料中显示，已婚公务员的幸福感明显高于未婚公务员[2]。对比本文的研究发现，在高职院校未婚女性教师中，友好关系、健康关注、利他行为和生命活力几个方面得分较已婚女性教师更高。良好的居住环境能有效提升幸福指数、正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有私有住房的高职女性教师在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方面得分显著高于没有住房的女性教师。良好的居住环境能有效保障良好的工作心态，提升生活质量，进而提升幸福感[3]。
学科、职称对高职院校女性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生命活力、幸福指数的得分上，理工科的女性教师明显高于文科类的女性教师（P<0.05），而在负性情感的得分上则刚好相反，较文科女性教师明显偏低（P<0.01）。不同高职院校女性教师的职称对幸福指数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职院校女性教师的幸福指数会随着职称级别的提升而明显提升，职称为教授的女性教师幸福指数提升相对明显（P<0.05）。从相关数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在生活满意得分方面，教授职称的女性教师较其他职称的女性教师明显要高（P<0.05）。在生命活力因子得分方面，职称为助教的女性教师要高于教授和副教授，职称为讲师的女性教师要高于教授职称的女性教师（P<0.05）。在健康关注得分方面，职称为助教的高职女性教师要高于职称为教授的女性教师（P<0.05）。在自我价值得分方面，职称为副教授的高职女性教师明显低于职称为教授的女性教师，职称为助教和讲师的高职女性教师要低于职称为教授的女性教师（P<0.05）。
整体而言，高职院校女性教师的幸福感会随着职称的提升而逐步提高，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有着相似的结论，教授有着更大成就和更高的收入，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来实现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提升，更容易获得较为满意的生活。从本次调研还可以看出，在人格成长和生活满意方面，正高级职称女性教师得分显著高于初级、中级和副高级职称的高职女性教师[4]。
从方差对比中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组的高职女性教师在幸福指数、生活满意、人格成长、友好关系、自我价值和健康关注方面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可以看出，在生活满意得分方面，41～50岁的高职女性教师明显较41岁以下的女性教师要高（P<0.05），在人格成长和自我价值得分方面，又比25～30岁组、31～35岁组和36～40岁组的高职女性教师要高（P<0.05）。在健康关注得分方面，25岁以下的高职女性教师明显较其他组别的女性教师高（P<0.05）。在友好关系得分方面，25岁以下的高职女性教师较其他组别的女性教师明显较高（P<0.05）。25岁以下组的高职女性教师的幸福指数维度较25～30岁组和31～35岁组的高职女性教师要高，而41～50岁组的高职女性教师又高于此三组，36～40岁组的高职女性教师显著高于25～30岁组和31～35岁组的高职女性教师（P<0.05）。
3 高职院校女教师幸福感提升的对策和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人民的幸福主要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方面。作为一国之本的教育，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全面发展[5]。学术界对于教师幸福感的探究一直热度不减，主要原因在于教师对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学生发展方面的重要性让学者们一直都很注重对教师幸福感和满意度的探究。当前高职扩招的大背景下，各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或薄弱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探究高职教师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现状，从而找到提升高职教师尤其是占比较大的女性教师幸福感的路径和方法，实现教师幸福感提升，进而有效提升高职院校教学水平和质量[6]。上述分析表明，影响高职院校女性教师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婚姻、居住环境、职称、收入、年龄等。因此，应围绕以上因素着手提升高职院校女性教师幸福感。
3.1 搭建专业发展平台提升高职女性教师职业认同感
高职院校的女性教师大多学历较高，属于高知女性，比普通女性更关注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其对幸福感的追求体现在社会价值和家庭美满的双重实现。社会价值的体现有赖于高职女性教师自身的综合实力，帮助高职女性教师提升综合实力可以从提升其品德、学识水平、教育教学水平、科研工作能力等方面着手。能力的提升有助于高职女性教师出色完成科研和教学等各项工作，从而提升在工作中的成就感和职业认同感，发掘自身的潜力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提升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自信度和职业愉悦感，让高职女性教师爱上自己的职业，把高职教育事业当成自身社会价值体现的平台。高职院校应从管理制度入手，为女性教师提供更大的专业发展平台，提升其自我职业认同感。
4 结语
“幸福”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从普通百姓到国家领导人，都在关注人民幸福感的提升。教师作为能影响下一代的群体，其幸福感的提升关系到几代人的幸福和快乐，只有拥有幸福感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快乐的学生，学生的幸福有赖于教师的幸福指数。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高学历人才，而是为学生的幸福人生打地基，可见，教师事业是成就人幸福的事业，教师不幸福何以培养出幸福的人[7]。教师的幸福感取决于其社会价值的体现以及能够得到家庭的支持和帮助。高职院校女性教师作为高职院校教师的主要群体之一，是肩负教育教学重要职责的专业人才，高职女性教师幸福感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工作积极性，更有助于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只有不断提升高职院校女性教师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才能有效提升其职业稳定性，为高职教育添砖加瓦[8]。综上所述，影响高职院校女性教师幸福感的因素是多维度的，主要涵盖了婚姻、居住环境、职称、收入等。各高职院校要结合自身特点，从上述因素着手，帮助高职院校女性教师提升幸福指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