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平台型电商企业对“赋能”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难免会遭遇一些困难，垂直渠道冲突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上一章研究了在信息对称条件下的垂直渠道冲突管理策略，而现实中更多的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以京东便利店为例，便利店销售的商品并非全部由京东提供，京东考虑到平台上的商品品类与数量可能会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因而允许店主通过其它渠道采购一部分商品，店主只要从京东进货的比例超过 50%即可。一些店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可能通过其它渠道采购假冒伪劣产品。从其它渠道采购假货的便利店为了获得与京东合作的机会，可能会利用其与京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伪装成订购了高质量的产品。事实上，一些顾客确实在这些便利店买到过假货，这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了京东的品牌形象，对其商誉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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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总结与展望
5.1研究结论
本文在平台型电商企业品牌赋能的情景下，研究了平台型电商供应链垂直渠道冲突的管理策略，首先，运用建模方法研究了信息对称条件下平台型电商供应链的垂直渠道冲突问题，分析了赋能成本分担机制以及最小订购激励机制对垂直渠道冲突的缓解效果，并考察了两种产品的竞争程度、平台型电商企业的赋能成本等重要参数对供应链总体以及成员收益的影响。然后，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探讨了如何设计合适的激励机制以缓解供应链垂直渠道冲突问题，讨论了激励机制对渠道冲突的缓解作用，并剖析了平台型电商企业如何运用显示性原理识别零售商从其他渠道订购产品的质量水平。本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平台型电商企业采用赋能成本分担机制与最小订购量激励机制对电商供应链垂直渠道冲突进行管理，整体供应链的期望收益以及供应链成员的收益均介于分散决策和一体化决策之间。这说明赋能成本分担机制与最小订购量激励机制对垂直渠道冲突有着较好的缓解作用。最小订购量激励机制对垂直渠道冲突的缓解效果要大于赋能成本分担机制，在最小订购量激励机制下平台型电商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是因为在最小订购量激励机制下，随着单件不合格商品对平台型电商企业造成商誉损失的增加，平台型电商企业的奖励惩罚系数也会随着上升，这会激励零售商提高从平台型电商企业的订购量，减少从其他渠道的订购量，降低了其他渠道不合格商品对平台型电商企业造成商誉损失的风险。在最小订购量激励机制下，平台型电商企业能够实现一体化决策下的赋能水平与零售商从平台型电商企业的订购量。
(2)最小订购量激励机制和赋能成本分担机制对平台型电商供应链垂直渠道冲突的缓解作用分别受到两种产品的竞争程度、平台型电商企业的赋能成本和产品价格对商誉影响系数的影响。随着两种产品竞争程度和平台型电商企业赋能成本的增加，最小订购量激励机制对垂直渠道冲突的缓解作用越明显，而赋能成本分担机制则相反。随着产品价格对商誉影响系数的增加，两种机制对垂直渠道冲突的缓解作用越明显。此外，平台型电商企业通过差异化的产品战略虽然能有效降低两种产品间的竞争程度，能一定程度上缓解渠道之间的冲突，但却无法实现整条供应链利润的帕累托改进。平台型电商企业必须还要更进一步通过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比如最小订购量激励机制来提高零售商从平台型电商企业的订购量从而减少平台型电商企业的商誉损失，提高整条供应链的利润。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