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各界关注的“ 孙志刚事件’, 和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事件, 也许将被记入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之中。这是中国公民首次行使违宪审查建议权, 由此引发的关于全国人大应当尽快启动违宪审查制度的讨论, 也将对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违宪审查制度是监督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之一。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 宪法既需要有完善的规定, 更需要有效的保障实施的措施。违宪审查制度就是监督宪法实施的有力措施之一所谓违宪审查, 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对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所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审查和处理。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裁定并处罚违宪行为, 尤其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违宪的法律和法律性文件的行为, 以制约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 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 如英国。
二是普通法院通过受理公民的诉讼来行使违宪审查权, 这种模式也称为司法审查,典型代表是美国。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模式下, 法院是应当事人的请求, 对当事人认为侵犯了自己权利的某项法律、法规进行审查。法院即使宣布该项法律、法规违宪,效力也仅及于本案, 并不等于宣布该法无效。三是由专门的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 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和德、俄等国的宪法法院。这两种审查方式也有不同之处, 宪法委员会是政治机关, 不受理诉讼案件,而且它是在法律颁布之前进行所谓的‘。事先审查’, , 经审查合宪的法律才可颁布。而宪法法院是司法机关, 它的审查权限也比较大,不仅可以进行事先审查, 也可以通过受理宪法诉讼的方式进行事后审查。现代国家通过两种方式对法律及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一是事先审查, 即在法律、法律性文件颁布生效之前所进行的合宪性审查, 一旦被确认违宪, 该项法律、法律性文件便不得颁布实施。
二是事后审查, 即法律、法律性文件颁布实施之后, 在执行和适用过程中进行的合宪性审查, 这种审查或由公民以诉讼方式提起, 或由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有权机关主动进行• 我国的法规备案审查制度就是事后审查的一种方式。我国也有违宪审查机制, 但还不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从模式上说, 是由立法机关进行审查从审查方式上说, 是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兼而有之。
我国宪法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 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立法法》中也有相应的更加具体的规定, 这就明确了违宪审查的主体。从审查方式上看, 事先审查主要体现在根据《立法法》规定,对列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议程的法律案, 要经过法律委员会的统一审议才可最终付诸表决, 统一审议的内容包括法律案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是否与其他法律有冲突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审议决定法律案时, 同时必须审查法律案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只有不违宪的法律案才可成为法律。事后审查主要体现在《立法法》规定, 当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第八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由有关机关依照相应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日内依照规定报有关机关备案。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 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或建议, 由常委会工作机构研究办理。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在于一是还不完善, 比如没有规定审查的期限和审查后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是在实践中, 本来非常重要的事后审查权未被真正行使过。由“ 孙志刚事件” 引发的三位公民上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 许多人认为此举可能促进违宪审查机制的启动。那么三位公民的建议书命运会如何最终能否真正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呢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 公民的建议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 必要时, 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专门委员会认为被提请审查的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 可以向制定机关本案中是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 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 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 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如果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 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 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但中国目前还没有法律对公民建议书的反馈渠道和程序、回复时间等作出规定, 应通过立法对此予以明确规定, 使违宪审查机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综合分析各种因素, 事情的结果可能是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后, 若认为《收容遗送办法》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 即可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由国务院自行决定撤销或修改。《收容遣送办法》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然后被撤销的可能性不大。
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城市稳定发展的需要, 现实的选择是在剥离收容遣送制度的强制人身自由的权能, 恢复其救济、教育和安置的初始功能后, 收容遣送制度这一制度的名称可以探讨也许仍将继续存在。
这也是上书的三位公民所希望的。要实现这一目的, 无论是选择撤销或废止该办法, 重新制定相关法规, 还是选择彻底修改该办法。有两点必须坚持一是必须排除其强制人身自由的权能。对违法行为可以适用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进行处理, 必要时可以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使其包含原收容遣送办法的某些内容。二是对适用对象和执法程序要做严格规定。比如执法时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 必须听取行政相对人的申辩, 收容对象只能限于流浪乞讨人员, 不能包含民工等, 使这一制度真正起到动员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作用。无论如何, “ 孙志刚事件” 与三博士上书事件引发的讨论, 充分反映了全社会对依法保障人权、依法治官治权和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高度关注, 充分反映了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充分反映了中国依法治国的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