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离乡”阶段，再到现今，随着乡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处于“离土又离乡”的阶段。①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社会革命性的变革与市场经济理性冲击，冲击原有乡村社会结构，经济因素在乡村变革中的作用愈发明显，乡村信任结构同样在带有经济色彩的工具理性的冲击下逐渐消解。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本被限定在乡村场域的农民们逐渐在城市经济利益的吸引下，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农村出现了“脱域”的热潮。无论改革开放前后，土地始终是中国农村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农村经济以及农民收入远远落后于城市。其次，尽管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但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也同样在提高，农业上有限的收入已经无法满足农民追求更好的追求。在乡村除去春耕秋收的时间，绝大多数的乡村都出现了劳动力剩余的局面。在F村，尽管拥有较好的生态环境和较多的耕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均耕地较少，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人居收入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因而经济收入水平高、基本服务好、发展机会多的城市便成了吸引村民流出的重要因素。村民大规模流出，不仅打破了乡村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格局和封闭状态，使得村民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感大幅降低，直接引发了乡村信任体系的变化。村民走出乡村，进入到城市，脱离了封闭的乡村场域，造成了基于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熟人关系网络瓦解，乡村原有的信任规范很难在对脱域的村民产生约束。同时，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村的高度同质的生活状态，造成村民个体出现异质化行为，原有的基于同质化行为的信任原则消解。另外，市场经济打开了乡村社会的大门，乡村社会也迎来的外来人口的进入，村民对进入到乡村的陌生人很难交付信任。因而，在市场化的经济理性冲击下，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动导致原有的乡村信任体系逐渐消解，并且对基于血缘地缘的乡村特殊主义信任格局带来不确定性。
第五章乡村信任重构路径
第一节人际信任的重塑
一、半熟人社会的信任重建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社会多元化加强、异质性增加，村民之间的陌生感加深，其次地方上的共识丧失，传统的乡规民约的约束力大大降低，乡村内生性只需能力丧失，由于村民对于乡村的归属感大幅削弱，乡村内部秩序力量很难维持基本生产生活需要，村庄与村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在贺雪峰看来，中国乡村社区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①在半熟人社会中,农村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收到人际关系和中间组织的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人际信任的二元化运作机制,而且还建构起人际信任发展的四种理想模型。②因而在技术融入到乡村社会中，改变着村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带来乡村社会信任结构的规范。随着各项高精尖技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对技术的信任和依赖感程度逐步提升。近年来，技术信任发展迅速，人们通过技术手段无需进行复杂的交往行为即可满足自身的大部分需求，这使得技术信任在社会信任体系中的比重大大提升。与传统人际信任模式相比，对技术的信任成本更低，风险更小，且无需依赖他人的主观思想。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其成为一个无需第三方和人类辅助、高度可信的系统，可信度远高于由不稳定的人性决定的人际信任关系。此外，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普及，使得人们能够更自由地在低信任环境中通过区块链进行互动，互动平台将从现实世界和低安全度的网络世界转移至区块链平台中，区块链将人们的交往过程完全简化。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所体现的高安全性和低风险性是传统人际信任无法比拟的，这种高安全性将改变人们的信任观念，使人们更愿意信任区块链，因为相比信任陌生人，信任区块链更安全，风险更低。因此，可以预见，社会对技术的依赖将逐步增强。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