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违规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影响的实证探讨

运作不当、信息宣布方式违规。CNRDS 数据库公司与高管违规里面的违规类型：信息披露违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延迟宣布公司重大事件、未执行其他职责、业绩估计成果不精准或者不及时、其他等。陈亚静（2012）通过新浪财经股票首页的数据进行收集分类，共分为 9 大类来量化企业违规行为，主要包括：财务信息虚假披露或误导性陈述、信息披露违规、未按时发布财务报告、延迟发布应发布的信息、高管违规售卖企业股票、企业违约行为、管理者经济犯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其他。本文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对企业违规行为进行了界定，具体是指被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及其他单位因不道德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处罚的行为。查找相关文献了解到企业存在着其他的违规行为，排在首位的是信息披露不规范，通常信息发布的主要原则讲求真实性、实时性、精准性、完整性，但是在实际发展中企业往往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于选择“铤而走险”的方法来夸大企业的发展和掩盖企业的经营风险。除此之外公司治理及操作违规行为也是很突出的，主要表现在欺诈上市、投资犯法、私自转变资金用场、霸占公司资产、违规为其他人担保、内情往来、一般会计处理欠妥，这个过程会涉及公司及管理者，通常会处罚双方（魏芳，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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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8

3.1 理论基础 ............................ 18

3.1.1 道德补偿理论 ............................. 18

3.1.2 资源保存理论 ........................ 19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4

4.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24

4.2 变量测量和模型构建 ......................................... 24

4.2.1 解释变量 .......................... 24

4.2.2 被解释变量 ............................ 25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28

5.1 描述性统计 ................................... 28

5.2 相关性分析 ................................ 29

5.3 回归分析 .................................... 31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 5.1   描述性统计表

表 5.1 为本文以企业是否违规为分组条件而得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本文有 10087 样本数据，其中违规企业有 1098 个，大约是总体样本的 10%，说明我国企业发生违规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推行力度存在较大差异，最大值为 74.82，最小值为-3.9，标准差为15.46 和 16.24，平均值不小于标准差，说明样本公司的整体推行情况差异较小，且水平比较低。资产收益率（Roa）来看，最小值为-0.223，最大值为 0.208，均值仅为 0.0420 和 0.0216，标准差大于均值，说明样本企业整体赢利能力比较低，并且变化差异大。代理成本（Ac）平均值分别为 0.0902 和 0.0994，最小值为0.00841，最大值为 0.498，标准差小于均值，说明企业的代理成本差距较小差异不大。产权性质（Soe）最大值是 1，最小值是 0，标准差不小于均值，表明样本企业中非国有企业居多，违规组和未违规组的差异性不大。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的平均值分别为 22.06 和 21.99，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大，标准差为 1.138 和 1.10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分布较为集中且离散程度较低。财务杠杆的平均值分别为 0.415 和 0.470，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比整体上正常，其偿债能力强。公司年龄最小值 4，最大值 3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上市年限整体上较短，标准差 5.949 不大于平均值，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存在较大差异。董事会规模的最小值为5，最大值15，平均值分别为8.606和8.607，违规组的变异系数大于未违规组，但整体的变异系数小，说明该变量的离散程度较小，不同企业的董事会规模差异不大。股权集中度的均值分别是 34.58 和 32.90，其最大值达到了 74.89，综合来说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占比较高。两职合一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平均值为 0.271 和 0.311，标准差分别为 0.444 和0.463，说明选取的样本中董事长与总经理多为一人所任。现金持有水平（Cash）的均值分别是 0.165 和 0.133，最小值 0.0105，最大值 0.659，说明样本企业间的现金持有水平差异小，整体的现金的持有率低。成长能力（Grow）最小值是-0.0670，最大值是 12.20，均值都大于 0.458，标准差大于均值说明样本企业的未来经营能力差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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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 2010-2019 年上海、深圳 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企业违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同时，本文还结合代理成本、财务绩效、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边界效应。所有的研究假设均得到了验证，如表 6.1 所示。

表 6.1   假设验证情况总结

最后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得出以上结论的原因如下：

第一，在企业违规后企业会增加对社会责任的推行。企业违规行为作为一种冲击事件，当发生违规行为后，企业会遭受中国证监会的高额处罚，根据资源保存理论、道德补偿理论的相关研究，企业支付高额罚款后会引发个体和组织的紧张和压力，一些被别人所认为是有价值的资源在特定情境下是不相匹配的。但是个体或组织在压力情景下，会使用现有资源去投资获取新资源，弥补净损失的概率非常大（Hobfoll，1989 & 2018）。本文猜测企业违规行为发生后，企业更需要进行有效的资源投资活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违规事件带来的资源损失。

第二，当企业存在严重的代理冲突时，企业违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关系会被削弱。近代以来，随着企业两权分立，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广泛存在。代理冲突广泛存在于组织当中，本文猜测当企业发生违规行为后，相关者利益会受到损害，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消费其“闲置资源”。面对高额的行政处罚，高程度的代理成本下，即使管理者有动机选择社会责任作为自身业绩的“工具”，但最终也会因为资源不充足等限制而“不了了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