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本文选取2011年-2019年共计285个地级市层面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集聚模式的影响，并从行业、城市规模的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从产业集聚外部性、产业结构、数字政府的角度进行机制分析。
第一章绪论
一、研究背景
数字化变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迅速渗透于我国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2023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1.5%，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产业数字化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第三产业数字化引领行业转型发展，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6%、24.3%和45.3%。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已形成了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数字经济战略体系，未来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
产业集聚通常认为是产业空间布局的差异和动态演化的结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业集聚经常表现出新的现象和特征。通过研究产业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可以更好地分析地区生产率差异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空间地理的摩擦性得到了有效降低，深刻改变了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生产方式。传统的产业集聚模式正逐步展现出新的分散与集聚形式，特别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由原先的“地理集聚”模式逐渐转向更为灵活的“虚拟集聚”模式。数字经济作为当今时代的核心驱动力，不仅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更为缩小城乡区域间的差距、促进协调性均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有助于分析产业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构建起虚实结合、互为补充的产业数字化新生态，为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可能性。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丰富了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的研究成果。分析产业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模式、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影响，补充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其次，拓展了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利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分别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相邻地区、经济距离临近地区、地理距离临近地区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二）现实意义
首先，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表现出新的演进特征，通过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可以更好地理解产业集聚现象，有助于构建虚实结合的产业数字化新生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现阶段产业数字化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关注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可以更加深刻把握数字经济的优势，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第二章文献综述
一、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
（一）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研究
产业集聚的概念最早由马歇尔（Marshall，1890）在19世纪末提出，针对产业集聚动力机制，不同学派进行了不同的讨论。新古典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认为产业集聚有三个重要来源，即劳动力池效应、中间投入共享和知识溢出效应。以克鲁格曼（Krugman，1999）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引入新的假设（包括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以及冰山成本），认为存在循环积累因果的集聚机制，即集聚能力内生化。之后的新贸易理论和异质性企业理论（Melitz，2003）引入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认为企业区位选择还需要考虑企业自身特征和竞争力等个体异质性与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匹配程度，异质性企业进行空间选择的决策影响了产业空间分布的演进。根据现有研究，市场需求、生产要素、制度环境、外部经济性、产业关联效应、知识创新和溢出以及城市信息化水平等因素，都可能成为产业集聚的动力。
产业集聚具有规模效应，也具有拥挤效应。一方面，产业集聚会吸引生产要素集聚，强化劳动力共享、匹配和学习效应，促进知识创新和溢出，降低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产业过度集聚会带来负效应：在企业生产率方面，土地等稀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带来生产成本增加，要素和企业集聚程度过高造成资源配置失衡，企业数量增加导致竞争加剧（王西贝和王群勇，2023）；在知识创新方面，集群企业得益于知识高度溢出和技术快速模仿，也因无法通过独占性手段避免技术模仿、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严重遏制了集群的创新活力（魏江和李拓宇，2018）；在人力资本方面，劳动者面临房租、通勤、生活、环境污染等成本增加，次优劳动力在竞争中被迫重新选择就业区位（梁琦等，2018）。所以长期看，集聚规模是规模效应的集聚力与拥挤效应的扩散力动态均衡的结果，当规模效应带来的收益小于拥挤效应带来的成本时，企业重新进行区位选择，从中心区域迁出，集聚程度降低（Brakman al.1996）。
二、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在激发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与新途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了社会互动方式。
数字经济深刻影响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方面。从微观个体层面，表现为线上购物为主的居民消费方式变化，视频沟通、线上灵活就业的劳动力就业新形式，利用平台高效沟通、智能供应链管理等数字化转型方式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扩大企业管理边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形成企业组织新模式。从产业层面，一方面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导致数字产业化，电商等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推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宏观经济层面，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经济效率，成为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此外，数字经济弥补了空间异质性的差异，给资源禀赋不强的落后地区提供发展机会，有助于区域均衡发展。
第三章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集聚的理论分析.............................11
一、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11
（一）向心力.....................11
（二）离心力................................12
第四章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15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15
（一）测度方法...........................15
（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16
第五章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21
一、研究设计...................................................21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21
（二）模型设计.................................................23
第五章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可的各行业就业人数自2020年不再公布，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11年-2019年共计285个地级市层面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北大普惠金融指数》。
1、被解释变量：产业集聚水平
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测度城市i在第t年的产业集聚水平（Aggit）；选取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测度城市i在第t年的专业化集聚水平（SAit）；选取赫芬达尔指数的倒数，测度城市i在第t年的多样化集聚水平（DAit），公式如前文所述。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基于前文所述，构建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降维，得到了各个因子的得分系数，进而计算两个主因子𝐹1、𝐹2的值，再根据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加权得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e𝐢𝐭）。
3、控制变量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规制、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水平作为控制变量，计算方法如表6所示。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1年-2019年共计285个地级市层面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集聚模式的影响，并从行业、城市规模的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从产业集聚外部性、产业结构、数字政府的角度进行机制分析。此外，进一步进行空间效应分析，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以空间邻接矩阵、空间经济距离矩阵、空间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为空间权重矩阵，分别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相邻地区、经济距离临近地区、地理距离临近地区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下列结论：
（1）产业集聚规模是规模效应的集聚力与拥挤效应的扩散力动态均衡的结果，数字经济使得经济活动不再受限于地理区位因素，不在地理空间集聚的生产要素也能实现产业集聚的优势，削弱了产业集聚的动力。通过降低规模效应的集聚力，放大拥挤效应的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