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农业经济论文，本文将家庭农场绿色生产行为做为研究对象，以河南省226份微观调研数据为样本，分析了认知水平对家庭农场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将绿色生产技术按照农业生产环节的不同阶段可以分为产前环节、产中环节与产后环节，对不同行为发生机理的探讨作为研究的核心点，以此提出促进家庭农场节肥准备、节药准备、节水灌溉和农膜回收的推广普及的政策启示。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家庭农场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组织载体，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支撑，其在农业规模经营上有“积跬步成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天然优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迅速，为今后我国农业产业经营组织形态变革、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新方向。然而，由于家庭农场自身经营局限性以及地方政策差异，我国家庭农场普遍存在着生产能力较弱、风险防范不足、产业定位偏颇、投资资金短缺、生态意识缺位等特征。家庭农场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其发展过程需要高质量的经营管理水平，与此同时，绿色发展观念和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也是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行为一直以“高产”为目标，农民面临的生存压力较大，农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家庭农场的绿色生产行为约束多停留在意识层面而没有真正付诸实践，导致家庭农场实际生产行为与政策导向严重不符，农业污染现象长期未得到改善。因此，探寻家庭农场绿色转型的瓶颈根源与触发条件，并探究其绿色生产行为的主体效应，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益水平，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家庭农场发展迎来政策红利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指出：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鼓励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有序流转，以良好的政策环境、丰富的奖励补助扶持家庭农场发展，奠定了家庭农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位。2014年、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稳固了家庭农场的登记工作，并提出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2016年至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多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原则上实现连片化耕种，并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把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2019年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后，逐步加强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支持各地立足资源优势发展富民乡村产业，不断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把规模经营农户培育成有活力的家庭农场。
1.2 研究意义
在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本文通过对家庭农场发展现状的分析总结，对其绿色生产行为进行理论梳理与实证研究，为促进家庭农场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提供相关支撑政策与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意义体现在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两方面：
1.2.1 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从多维角度构建了家庭农场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了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理论和农业绿色发展理论。目前，家庭农场在国家政策倾斜之下迅速发展，学术界就其绿色发展问题也开展了广泛讨论，但少有涉及不同阶段多个绿色生产技术的分析。基于此，本文从影响绿色技术采纳行为外生因素出发，宏观上了解家庭农场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社会环境；同时，通过对比家庭农场自身条件差异，包括：家庭农场负责人概况、土地经营规模、土地流转情况等，探索家庭农场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内生动力。最后，以实证研究揭示各个因素对家庭农场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程度，客观认识不同环节绿色技术采纳差异，科学优化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效果，为未来我国家庭农场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1.2.2 现实意义
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为家庭农场绿色发展提供新视角注入新动能，其研究结论有助于提供极具针对性的措施建议。一方面，为促进家庭农场绿色技术采纳行为提供新视角。当家庭农场绿色生产面临风险时，不在局限于其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新形势下居民消费模式的改变倒逼绿色有机产品生产市场，使得农场主负责人自觉放弃“高消耗”的农业生产模式。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的背景下，探究家庭农场的绿色生产行为，研究结论有助于设计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服务政策并有效推动家庭农场的规模化与专业化生产，对于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揭示家庭农场对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机制，明确绿色生产的关键推动力，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新方向。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回顾
2.1.1 家庭农场发展的相关研究
（1）家庭农场研究现状
农业生产特点决定了家庭经营模式的地位，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背景的农业生产实践反复证明了家庭经营始终是最主要的经营方式。国外学者主要围绕家庭农场效率、规模、代际传递方面展开研究。Cornia（1985）通过对秘鲁、孟加拉国、泰国等国家的研究发现，农场的农业生产效率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提高，即农场规模和农业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Carter et al.（1990）研究肯尼亚的农业市场结构与生产效率关系发现，农业市场化水平和生产要素价格显著影响市场效率。Ashok K et al.利用家庭农场微观数据发现，农业政策显著促进家庭农经营的继承决策，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也影响显著。国内学者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农场内涵、土地流转问题与影响因素。高强等（2013）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对于家庭农场的定义，提出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将现代经营理念和现代生产因素融合后, 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黄迈等（2013）认为在推进土地流转过程中，应把握适度原则、因地制宜，可以通过确权登记工作、建立公开交易平台和平衡双方利益等方式推进土地流转。夏雯雯等（2019）运用计量工具分析了四川、江苏、黑龙江三省的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后发现，年轻的、受教育时间长的、习惯运用移动网络的家庭农场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可能性更高。
（2）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研究
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确定是研究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过程。国外家庭农场发展起步较早，有关家庭农场发展规模方面的研究相对丰富。Hall et al（.1978）通过对美国加利福利亚农场规模的研究发现了生产成本与收益率的关系，认为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更有利于节约成本。Anne Booth et al.（1985）通过分析制约亚洲后殖民社会发展的因素，发现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被农业劳动力人口所掩埋了，而适度的规模才能取得最高的单位产出。
2.2 相关概念界定
2.2.1 家庭农场
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有关家庭农场的定义并不统一。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家庭农场定义呈现动态演进的特征，且不同地区对于家庭农场的界定也存在差异。“家庭农场”最早起源于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美国USDA将家庭农场定义为：独立经营管理、没有雇佣关系自主劳动生产的农场，也存在非家庭成员或独立法人形式的家庭农场。其被认定家庭农场主要通过两个标准：第一是主要经营者（包括与主要经营者有亲缘、姻缘关系的人）拥有50%以上的所有权；第二是农场收入达到1000美元。但这种认定标准并没有体现家庭农场本身在技术上和规模上的优势。荷兰将有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农场土地具有一定规模这三个特点作为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这种界定标准相对比较模糊，但其专业化程度较高，并于19世纪实现了家庭农场的专业化发展。俄罗斯政府则把家庭农场定义为享有法人权利的独立生产经营主体。该主体可以由农民个人及家庭成员共同组成，在占有（继承）土地和资产的基础上进行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一系列生产经营行为。近几年，家庭农场在我国发展迅速。学术界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就“家庭农场”概念并未达成一致，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为强调家庭农场以家庭为核心进行农业生产。该观点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农户家庭为经营基础，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该模式发挥了家庭经营优势，克服了农业监督成本高、利益主体不一致的弊端。2013年我国农业部有关家庭农场的定义便是代表性观点。
第二个观点主要强调家庭农场具有企业特性。该观点认为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具有商业化特点，以提供商品性农产品为目的获得收入，农产品整体商品化率较高。同时，家庭成员在农闲时可以外出至其他农场务工（曹俊勇，2016）。房慧玲（1999）认为家庭农场就是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结合市场要求进行专业化生产，最后发展为具有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企业。孔祥智（2014）在描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强调了家庭农场是企业化的经济组织，其发展必然向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金生产率的方向前进。
3 河南种植业家庭农场发展状况及其绿色转型研判 .......................... 19
3.1 河南种植业家庭农场发展现状 ................................ 19
3.1.1 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者情况 ................................ 20
3.1.2 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情况 ........................... 21
4 河南种植业家庭农场绿色生产行为选择 .......................... 29
4.1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 29
4.1.1 数据来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