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农业经济论文，基于调研数据，经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证明应用互联网能够减少农村居民的谷薯类食物的日均摄入量，同时增加肉蛋类食物的摄入量，在总能量摄入水平维持不变的前提条件下，优化了膳食结构，对改善其膳食摄入质量起到积极作用，前文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设得到验证。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新时期的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农村地区的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农村地区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内“三农”工作的方向，标志着新时代农村建设工作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巩固维持脱贫攻坚工作的成果，确保其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并且同时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国内客观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主要集中在“三农”方面，因此当前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和弱项，进而推动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新时期的“三农”工作仍然是重中之重，必须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使命，举全社会的力量加快推进实现农村与农业现代化，让广大农村居民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切实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需要在改善农民营养健康水平、促进农业生产、加大农村医疗保障力度、基础设施建设、普及文化教育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上多管齐下。一切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快乐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健康的身体状况之上，健康的身体是人得以享受美好生活的根基之所在，只有使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有效保证保障，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其他方面工作才能有着力点。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是建立完备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加大乡村卫生院的建设力度，提升一线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拓宽农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关注留守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加大膳食营养知识的宣教力度，强化农村居民对均衡膳食理念的认知，逐渐改变他们的偏重主食的饮食习惯。建设卫生保障体系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一直是农村居民健康工作的主要着力点，膳食营养的宣传和推广却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农村居民能够养成健康的膳食习惯，保持均衡的营养摄入，不仅能够大大增强身体素质，还能够防患于未然，将各类慢性疾病扼杀在萌芽之中，达到“治未病”的目的，极大节约公共医疗资源，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因病返贫的风险，改善农村居民的膳食摄入水平，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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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从实际调研当中，能够发现互联网对农村居民膳食摄入状况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应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对于问卷中膳食营养方面的问题有着更为充分的了解，比如居民膳食宝塔的内容，绿色食品、营养强化食品等特殊概念的区分，其在回答问卷时表现出来的膳食营养意识也更为强烈。而与之相比，未应用互联网的居民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要差得多，大部分居民无法描述居民膳食宝塔的内容，膳食营养方面的知识要淡薄得多。因此可以说互联网应用很可能对农村居民的膳食摄入状况存在显著影响。
互联网技术极大拓宽了农村居民传递信息的渠道，基于此，互联网技术可能从多个方面影响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第一，互联网技术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借助互联网信息平台，农户能够及时掌握农产品需求、价格变化等市场信息，并做出针对性的举措以规避风险，进而实现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第二，互联网技术能够极大丰富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其提供更多的娱乐方式，提升生活幸福感；第三，借助短视频应用等信息传递平台，农村居民能够获得更多关于均衡膳食与保健养生方面的知识，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合理的膳食消费行为，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最终对其营养健康状况产生正向影响。综上互联网技术在涉及农村与农民的研究领域，日渐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从理论上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已经逐渐成为国内农经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同国家的理论工作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对农村居民的生产效率和产出、非农就业、消费行为、福利水平以及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等方面。但针对互联网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膳食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研究较少。本文以河南、四川、广西和山东四省的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研，获取包括膳食消费情况在内的个人、家庭各方面的信息数据，选择合适的计量工具，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膳食摄入和营养健康状况的影响。本研究不仅可以从理论上为互联网的居民膳食健康效应找到科学证据，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学界对互联网与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状况之间关系研究空白，促进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农村居民生活生产方式改变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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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膳食摄入结构
在本研究中，膳食摄入结构代表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种类食物摄入量的绝对值和相对值，通过问卷中的 3 天 24 小时食物频率表获取受访居民前后三天的进食情况，将食物分类后计算谷薯类、蔬菜类、豆类、肉蛋类食物的摄入量。不同种类食物摄入量的绝对值与相对值的大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受访农村居民的膳食摄入结构。
2.1.2 膳食摄入质量
目前学界通过各种膳食质量指数来进行居民膳食质量的评估，第一种是基于食物指标的评价指数体系，包括健康食物指数（P Togo et al., 2001;Osler et al., 2001）、饮食指数（Massari et al., 2004）、以食物为基础的膳食质量指数（Löwik et al., 1999）和总体膳食多样性指数（Fernandez et al., 1996）等；第二种是基于营养素指标的评价指数体系，如平均充足率指数（Madden, 1972）、营养质量指数（Sorenson et al., 1976）、膳食评分指数法（Hulshof et al.,1992）、抗高血压膳食指数（Kim et al., 2016）等；第三种是基于综合性指标的评价指数体系，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膳食质量评价体系，以健康饮食指数（Kennedy et al.,1995; McCullough et al.,2002;Guenther et al.,2008; Guenther et al.,2013; Krebs-Smith et al.,2018）、膳食质量指数（Patterson et al.,1994; Haines et al., 1999; Kim et al.,2003; Lisa et al., 2002; Mariscal et al.,2009）、地中海膳食评分（Willett et al.,1995;Trichopoulou et al.,2003; Serra-Majem et al., 2004; Monteagudo et al., 2015）、膳食平衡指数（何宇纳等，2005；何宇纳等，2009）等评价指数体系为代表。总体来看，上述评价体系均需要以各种食物以及营养素的摄入量数据为基础，而且主要面向对象是个人，计算方法、过程繁琐复杂，不适用于大规模人群的膳食质量评价。因此，本研究同时考虑过调研数据情况以及现有的膳食质量评价研究理论，决定以碳水化合物、脂肪与蛋白质三大功能营养素摄入量以及受访居民的总体能量摄入水平表征受访农村居民的膳食摄入质量。现有数据表明，随着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肉蛋类等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增多，同时谷薯类等主食的摄入量减少，即三大供能营养素中，蛋白质提供的能量增多，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减少，这是一国居民总体膳食摄入质量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主要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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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使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在市场上获取及时准确的交易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交易成本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政策或者值得的产生源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并且人的市场行为也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 交易成本理论对研究农村居民膳食消费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基于互联网技术建立起来的电子商务平台能够降低农村居民整个消费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极大地提高交易效率，影响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进而改变其膳食摄入状况。
2.2.2 消费理论
消费理论发展至今，形成了四种主流观点。第一种是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绝对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居民的消费水平与其绝对收入水平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第二种是有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的相对收入理论，他认为消费水平并不是取决于居民当前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同他人的收入水平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第三种是由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取决去其对生命的预期，理性人会据此安排每个时期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