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学论文，本文通过创新地采用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对计算爬取到的《环球时报》英文版气候新闻进行了深入的文本分析。结合计算传播方法、符号学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本文从时间、空间、地方感、景观和尺度多个维度，揭示了气候新闻在媒介地理空间中的流动和反映情况，提出了今后做好气候传播的路径与方法。
1绪论
1.1研究背景
上世纪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它不仅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也关系到各国自身的发展空间。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危机，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提出来气候变化议题，气候变化第一次作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后来，在1992年召开的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中，“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公约》），迈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第一步。”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趋于规范。时至今日，气候变化仍然被视作21世纪全球面临的三大安全问题之一。
但是，当下的气候变化形势却不容乐观。全球气候治理中各方的减排力度与实现《巴黎协定》所提出的温控目标仍存较大距离。2022年IPCC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二工作组（WGII）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评估了气候变化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的当前影响以及未来风险，全球气候变化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影响人类健康。”5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中国致力于在气候变化领域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 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1.2研究意义
本选题立足气候变化危机的现实环境问题与媒体向国内外受众传播气候变化议题的形势需要，从媒介地理学视角出发，研究《环球时报》气候新闻报道，选题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本研究以媒介地理学为视角，通过对典型国内外传播平台的气候新闻进行量化与质化分析，延伸与深化媒介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探讨地理气候在媒介空间、媒介景观等方面的呈现内容以及媒体如何在国内、国际传播语境中兼顾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学理性，丰富媒介地理学、空间生产领域的研究。同时，本文也将进一步丰富气候传播的研究，为国内外传播场域中气候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现实意义：2022年《中国气候公报》发布，“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加速演进，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呈现出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的特点，倡导个人转向绿色消费模式。”1面对全球气候风险与当前我国也面临的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问题，媒体需要承担使命唤醒民众参与到气候治理行动之中。另一方面，面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国际传播场域中关于气候议题报道的不平衡、“他者”叙事不平等问题，我国媒体需要提升气候报道的国内外传播能力，在实践工作中加强讲好中国应对气候问题的故事，传播好现代化征程上的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声音。
2 文献综述
2.1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梳理概况
“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的概念在国外最早出现在1985年[8]。从上个世纪后半期至今,国外媒介地理学研究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媒体、传播与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明显的文化研究的焦点；媒介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的媒介化解释；媒介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的媒介化解释。同时，国外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趋势表现为从分歧到融合、从空间转向到空间媒介化、从虚拟到现实、空间的不平等与威胁。[9]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明确提出了地理学的“传播转向”，并且总结出了人文地理学与传播学交叉的四个象限：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地方。[10]1992年,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在《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一文中曾四次讲到“媒介地理学”[11]。2010年，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媒介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同媒介、社会、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地理因素对媒介内容、传播符号和媒介形态的影响,也关注媒介对社会环境、地理样本、地理尺度的建构。”同时，其对媒介地理学中的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和尺度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12]2022年，邵培仁所著的《媒介地理学新论》，“搭建了以‘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尺度’为核心关系轴的媒介地理学研究框架，在天下文明观的坚守中彰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传播学旨趣，释放中华传播思想的科学性与时代性话语创新价值，激活人类实践研究与人类文明创新的媒介地理学想象力。”[13]从文献梳理来看，学者们对媒介地理学的理论和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如邵培仁、夏源对媒介尺度进行了传播本土性与全球性的探讨。[14]在媒介地理学理论结合实践拓展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运用媒介地理学分析电影、区域空间景观、报刊、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曾一果运用媒介地理学中的地方感来分析短视频中的西安城墙[15]，方玲玲从突破地理边界的空间视角来分析清代外销画的媒介化地方经验表达与媒介景观[16]。近年来，学者开始将媒介地理学运用到新闻报道与国际传播的研究之中，邵培仁、王昀通过检视新华网国际新闻报道的语义网络与新闻框架来回应线上新闻建构的全球地理图景[17]，邵昱诚等人以媒介地理学视角下的媒介空间生产对西方主流媒体气候峰会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18]，郭小春在博士毕业论文中围绕媒介地理学的媒介尺度概念深入分析了媒介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尺度与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19]。
2.2气候新闻与传播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欧美学者最初将气候变化作为研究议题，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乔治梅森大学气候传播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决策研究中心等是国外进行气候传播研究的代表机构。起初，气候变化在早期的西方学术界中被划分为环境问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气候变化相关的传播也被归纳到环境传播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近年来，“气候变化超越单纯环境领域的跨学科属性逐渐被确认，气候传播研究脱胎于环境传播。”[21]从文献梳理来看，国外对于气候传播的研究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媒体对气候变化活动的报道作用，如苏黎世大学迈克•舍费尔、路透社新闻研究所詹姆斯在“不断变化的媒体生态系统中的气候新闻：评估全球气候变化相关新闻的制作”中，对气候新闻进行了评估和考察[22]。二是气候传播对公众的效果研究，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气候传播心理学》，该著作研究如何通过掌握公众心理来进行气候传播[23]。
国内对气候新闻传播的研究较晚，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气候传播才逐渐在国内引起学者和媒体工作者们的关注。此时，中国开启了气候传播的专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气候传播研究项目中心，负责人郑保卫教授将气候传播定义为：“是将气候变化信息及其相关科学知识为社会与公众所理解和掌握，并通过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解决为目标的社会传播活动。”[24]此外，郑保卫教授还提出了“气候变化和气候传播中‘政府、媒体、NGO、企业、公众’‘五位一体’的行为主体框架”[25]，推动着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深入发展。从现有研究来看，我国气候传播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问题建构国家形象的研究，如秦静对《纽约时报》、《卫报》涉华气候变化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研究[26]；二是对气候变化问题传播的策略研究，如李玉洁基于调查对中国公众的气候传播策略作出了研究[27]；三是对不同国家主流媒体气候新闻报道的对比研究，如郑保卫教授对中国的《人民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中气候变化报道进行了对比研究[28]。
3 数据收集与处理 ............................ 11
4 媒介作为气候图景的研究阐释 ..................... 13
4.1 空间:气候地理中的国家图景 ............................. 13
4.2 时间:气候议题的情境与流动 ......................... 17
5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气候传播的路径与方法 ..................... 41
5.1 重塑空间主体格局,多元化全球主体身影 ................................... 42
5.2 遵循媒介时间的节点规律,及时更新气候话语议题 ................... 43
5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气候传播的路径与方法
5.1重塑空间主体格局，多元化全球主体身影
《环球时报》气候新闻的国家地理图景中呈现出内容主体结构失调、不平衡性的态势，中心性国家和边缘性国家占据了空间位置，其他国家却处于隐匿状态。在这种失衡的报道框架下，中心性国家往往成为气候新闻的焦点，其政策、行动和立场被频繁报道和解读。这些国家通常拥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在气候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这种过度关注可能导致对其他国家的忽视，甚至产生误解和偏见。与此同时，边缘性国家则往往被边缘化，其气候问题、挑战和诉求难以得到充分的报道和关注。这些国家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气候挑战，但由于国际社会的忽视，其应对能力受到限制，难以有效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处于隐匿状态的国家在气候新闻中的缺席，使得全球气候治理的多元性受到损害。这些国家可能拥有独特的经验和智慧，能够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