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笔者认为与社交平台普通用户的数字劳动有所区别，“游戏性”和对情感的调动是达成粉丝劳动自愿的关键策略，也是粉丝参与被劳动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偶像养成通过为粉丝提供偶粉亲密关系的想象空间来订立劳动契约。粉丝的情感被深度游戏化，既体现为用“人设”叙事征得粉丝生产同意，也表现为偶像“人设”崩坏时的“脱粉回踩”。同时，平台有意打造的竞争性规则最大程度地激发了粉丝劳动积极性，并将粉圈之间的偶像 PK 变为数字平台的赶工游戏。两者完美结合，让粉丝在越玩越快乐、越粉越沉迷中自我合理化所扮演的数据劳工角色。
第一章 粉丝参与重塑传统偶像生产逻辑
第一节 偶像制造模式的演变历程
近年来“偶像”和“粉丝”成为热议话题，但从官方报道与相关文献来看，“偶像”、“粉丝”的使用语境庞杂多样。有的倾向于用偶像一词泛指所有具有一定人气的演艺明星，与之对应粉丝即指高度喜爱明星的人。也有人严格将偶像界定为主攻舞台唱跳的“爱豆”，为“爱豆”积极应援的人才能称作粉丝，还有的强调对偶像和粉丝进行细分处理，例如有影视偶像、养成系偶像等。尽管已有一些文献在探讨偶像产业与粉丝养成等问题时，着重介绍了当前盛行的养成系偶像的起源，但这类说明基本停留在当下的视角，缺乏与过去的对话。要清楚地认知我国的养成系偶像与粉丝参与，不仅要回到问题起点即偶像是如何诞生的，还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思考中国偶像制造机制变迁的深层逻辑，窥探粉丝、偶像、经纪公司等在偶像制造中权力、地位的变化。
一 港台娱乐文化涌入与晚会活动造星（20 世纪 8、90 年代）
我国的偶像制造与改革开放后的明星生产消费密不可分，养成系偶像的出现可以看成娱乐化明星产业的一个细分支线。20世纪80年代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拥有丰富市场化运作经验的港台流行音乐和影视剧开始在内地风靡。一批港台明星涌入大众视线，并刺激了内地明星生产机制的恢复发展。1984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邀请张明敏、黄阿原、陈思思、奚秀兰四位港台艺人登台演唱歌曲，标志着流行音乐与歌星正式得到官方承认。这一授权仪式不仅促进了内地流行音乐工业和歌星蓬勃发展，更使得“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成为 1980 年代最大的造星工厂之一”①，同时“也播下了偶像崇拜意识的种子。”
......................
第二节 偶像内涵流变与价值生产的圈层化转向
通过厘清本土偶像制造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到“偶像”的内涵和粉丝参与经历着同构演变。从大众化的偶像明星（star/idol）到细分小众的养成系偶像（aidoru/aidor），对应着偶像价值生产的圈层化转向。
“偶像”在中国并非是新兴名词，人们习惯把它与“明星”放在一起讨论，然而二者关系有着微妙的转变。早在上世纪 8、90 年代，媒体以“偶像”形容魅力独特的大众明星，对其“天生秉有的、超自然的、超人类的或至少表面上十分稀有的素质”①表达赞许。进入新世纪以来，偶像词义发生改变，往往与实力一词相对。一些外貌条件具有强吸引力、唱功演技一般的明星被划分成“偶像派”。不过，这两个时期的“偶像”是附着在传统明星身份之上的评价性用语，贴近英文 idol 的意思。
而当下的养成系偶像是受日韩娱乐文化影响兴起的一种明星类别，媒体惯用“爱豆”（aidoru）来表示。和演艺科班出身再签约曝光的传统明星不同，它的生产模式通常是经纪公司选拔青少年作为练习生，进行声乐、舞蹈、形体、礼仪等训练，通过晋级考核的成员最终以组合形式出道。根据成员特点，“爱豆”还会进一步分成门面担当、舞蹈担当、vocal、Rapper。在这套模式下，“爱豆”与传统明星或选秀偶像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标准。后者需要通过影视、音乐等经典作品和重量级奖项来获得大众认可，从而确立自身地位、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即便是超女一类的选秀偶像仍保有明确的音乐性要求，属于唱片业的新鲜血液。而“爱豆”的核心能力是调动粉丝的能力，唱跳表演只是巩固核心能力的附加因素。标准的不同反映了娱乐经济运作的根本不同——贩卖的商品由专辑等变成了偶像本身，贩卖的对象从全民转向粉圈。
..........................
第二章 偶像养成中粉丝劳动的具体呈现
第一节 平台化参与强化粉丝“产消者”身份
和 2005 年《超级女声》涌现出的大众粉丝相比，当下养成系偶像粉丝的产消者（prosumer）身份属性更加突出。文化研究学者杨玲曾指出，超女时代的粉丝既作为过度的消费者，常常重复购买偶像的音乐产品促进销量，还作为偶像推广者“利用各种新媒介技术开展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草根宣传，为娱乐公司提供了大量免费劳动，节省了大笔宣传费用。”①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超女时代的粉丝产消性行为其实围绕唱片工业和偶像音乐作品进行的。粉丝们虽然会在比赛期间借助百度贴吧、百度贴吧、博客、QQ 为偶像宣传，澄清不实的传闻，组织线下的拉票活动等，但基于偶像本身的文本生产与传播相对有限。
随着 WEB2.0、SNS、ACG 文化渗透和网络平台的垂直化发展，趣缘社群的兴起让剪辑、改写等各种粉丝基础技能得以普及推广，并在追星上发挥出巨大作用。今天养成系偶像的生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偶像和作品的连接，偶像形象本身成为了核心的商品。这也是偶像养成中粉丝群体文本生产的特别之处。
诸如影迷剧粉（包括小说粉丝、动漫粉丝）的文本生产强调故事性，需要挪用原有作品的人物名等建构新的场景情节、演绎全新的故事。而偶像文本的内涵要远远丰富得多，只要有偶像真人形象即可。除了偶像的广告、自拍、生产的音乐 MV、电影电视剧作品、综艺节目等官方生产内容是粉丝的素材来源，偶像的日常行程、穿搭、走路、回眸、转身、wink、一颦一笑、一言一语……这类碎片化的内容使得偶像文本的消费与生产空间无限延展，继而成为粉丝产出的重地，远超官方的内容供给。在微博上常常可见类似文案，“想在哥哥/姐姐鼻梁上滑滑梯”“想在 xx 肩膀上跑步”“想在 xx 腹肌里攀岩”“想在 xx 锁骨里游泳”，“想在 xx睫毛上荡秋千”等等，并配以相应的特写图片。
.....................
第二节 流量驱动下粉丝生产组织形式和劳动分化
2005 年超女选秀时粉丝追星的主要阵地是百度贴吧，而今天养成系粉丝的主要阵地转移到新浪微博。新浪微博这一娱乐化商业平台的发展对整个偶像产业、粉丝参与起到重构性作用。过往的明星在正式出道后才会出现唯一的官方贴吧或后援会，内容生产带有很强的垄断性色彩。而微博平台上偶像产出的主体更多元，更能满足粉丝们的多样化需求，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中心化”的追星。并且，受平台流量的驱动，粉丝群体在养成偶像的过程中建立了两种典型的生产组织——“个站”与数据组，分别从事文本劳动和数据劳动。它们共同构成了养成系偶像的价值来源。
一 偶像文本的“个站”生产与职业“站姐”兴起
前文中的“产出粉”在为偶像吸粉的同时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粉丝集群，分散性“个站”（也称“站子”）的兴起是参与式偶像生产中一个显著特征。“站姐（哥）”是诞生于内地娱乐粉丝圈的新词汇，这一职业化的追星工作发源于爱豆产业高度发达的韩国，指使用高级相机追拍偶像、曝光其最新动态的粉丝。只要有偶像公开的活动、演出现场甚至私人行程，就可见他们的身影。在 2019 年 11月 9 月举办的《中国第一届站姐大会 南京峰会》上，“站”被定义为“明星的后援会、粉丝会、贴吧、网站、个站等，而站姐正是这些粉丝组织的管理者。”①和一般的产出粉不一样，偶像文本生产只是站姐（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为明星打榜投票、组织应援等也属于其工作范畴，当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在粉圈扩大个站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站姐个人的文本生产增加变现的可能。站姐（哥）的出现不能单纯视为粉丝分工的变化，而是偶像养成链延伸基础上的劳动分化。
图2-1 明星营销 ROI 示意图
........................
第三章 游戏化策略达成粉丝“自愿性”劳动 ...........................27
第一节 情感游戏：基于幻想亲密关系的劳动契约......................27
一 以“人设”叙事征得粉丝劳动同意 ..............................28
二 “脱粉回踩”：游戏失败的情感宣泄 ............................29
第四章 自愿非自主：对偶像工业中粉丝参与和劳动的反思 ...............36
第一节 粉丝情感的不自主与偶像工业的稳定增值......................36
第二节 粉丝弃榜“罢工”与平台短暂博弈............................38
结语 ................41
第四章 自愿非自主：对偶像工业中粉丝参与和劳动的反思
第一节 粉丝情感的不自主与偶像工业的稳定增值
游戏化策略和“为爱发电”的情感机制是粉丝劳动自愿的关键。但是，这也造成了粉丝劳动的不确定性特点——人对娱乐对象的情感是会游移的。对于养成系偶像的粉丝来说，所粉的人可以有很多。一个粉丝可以有“本命”（最喜爱的、忠诚度最高的偶像），也可以有很多的“墙头”（除本命以外，相对比较喜欢的其他偶像）。另外，偶像之间的同框和互动也会吸引众多 CP 粉。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粉丝们可以同时为多为偶像进行数据生产。
如前文所提到的，偶像一方恋爱或发生负面的社会性事件会导致大面积脱粉，偶-粉劳动契约瓦解，但这并不妨碍粉丝们继续发掘和喜爱上新的偶像。粉丝们一方面清醒地调侃道“zqsg（真情实感的缩写）饭爱豆都是会遭报应的”，另一方面无可自拔地沉迷其中。当养成游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它便具有了强大的行为惯性。为保持相对稳定的快感，不甘心游戏失败的粉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