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文通过田野调查与微信民族志的调查，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乡启别村为例，在对启别村媒介化环境、村内少数民族媒介使用的基本情况以及与众多启别村少数民族村民访谈的基础上，对该村寨媒介化环境与其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与认识。基于这些，笔者进行了思考以及对自身研究不足之处的反思。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社会现实
当前，人们生活在一个媒介无所不及与更迭迅速的时代，人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不同的信息与不同的文化符号来进行社会交往，在“媒介化社会”的背景下不断地认识外界与自我，而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通过媒介的渗透卷入到了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置于媒介化社会的语境中。我国作为一个拥有 56个民族的国家，“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共处一地的情况较为普遍，当现代大众媒介介入到多民族共生的生活空间后，其民族关系、社会交往方式、生活习俗、信仰仪式等都在发生一定的改变，媒介正逐渐打破传统村寨的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平衡状态，媒介与民族文化共生的关系及其造成的影响正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二、区位优势
迪庆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三省区的交界处，是云南省内海拔最高和唯一的藏族自治州，是“藏彝走廊”的一部分，也是世界著名景观三江并流的腹心地带。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作为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下辖县之一，县境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早自汉唐以来，是中国大西南的组成部分，是滇西北疆防要塞之地，是通往印、缅、康藏的驿运孔道之一，还是古代滇西北“茶马互市”的汇集点。可见，迪庆维西作为多条重要渠道的交叉点，其文化也随着道路的汇集而产生多民族的交流与互动。
滇西北作为藏彝走廊的一部分，分布有地形复杂多样的三江并流区域的同时，还是茶马古道的发祥地。这里不仅拥有雪山冰川、峡谷激流、高山草甸，还有明澈清净的高山、秀美壮丽的喀斯特地貌、开阔的草甸，景观类型独特又神秘，在这片举世罕见的高山河谷自然景观下孕育出了同样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汉族、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白族、普米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就世居于这片区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及土司对民族贸易的扶持下，加之滇藏茶马古道上民间贸易的不断发展，犹如并流于该区域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沿岸的各少数民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生活中互通有无，相互尊重，和谐交往，主动寻求彼此间的文化适应，共同繁衍生息，形成了多民族和谐聚居区。地缘、族缘及民族贸易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信，多形成的多民族文化共生与中国当下时兴的“和谐论”并无二致，甚至就是一种特殊的多元民族文化的和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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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相关理论研究概况
通过对己有文献、研究的搜集和整理，并按照研究内容、关键词进行分析和归纳，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对媒介化的研究、对文化共生的研究以及媒介化语境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研究三个方面。
（一）对媒介化的研究概况
媒介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主要渠道。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
1.媒介化的研究概况
“媒介化”作为概念术语，最早出现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学术研究中。挪威传播学者 Knut Lundby 在《媒介化：概念，变迁与后果》（2009）指出，“媒介化”是指在这个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变迁以及在这些转型中媒体和中介传播的作用。1986 年，“Medializafion”（媒介化）概念由瑞典媒介学者 Kent Asp在“政治进程中媒介权力与影响研究”中首次明确提出。英国社会心理学教授Sonia Livingstone 通在《一切的媒介化》中探讨了“Mediatization”一词涉及的语言使用区域问题，指出该词一般限于欧洲的德语和英语国家使用。她将日耳曼语对“Mediatizafion”的使用与现在的媒介帝国联系起来，认为当今媒介不仅是社会所有参与者之间的介质，而且通过“媒介化”，媒介会拥有相当一部分原本由政府、教育机构、教会、家庭等拥有的权力。
丹麦学者 Stig Hjarvard 在他发表的文章《社会的媒介化》中，对“Mediatization”做出了更深入的阐释。他认为，“Mediatization”是比“Mediation”更加广义的概念，是社会和文化制度以及互动模式因为不断加剧的媒介影响而发生改变的一个更长的社会进程。③Knut Lundby 教授认为 Mediation 这一术语过于泛化，而Mediatization（媒介化）概念才是用来专指由现代媒介和媒介化进程引发的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变迁。因此，他认为，与作为文化技术和社会机构的现代传播媒介相关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才可称为“媒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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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塔城启别村多民族文化共生的概况
第一节 共存互补：多民族杂居村寨形成的内在动因
启别村位于金沙江以西、白马雪山脚下的腊普河畔，地处三江并流腹地，海拔约 2000 米，土地肥沃。身处全国唯一一个傈僳族自治县，启别村却是一个纳西族聚居，傈僳族、藏族、普米族等六个少数民族杂居的村寨，民风淳善、风俗多元。
启别村全村辖十四个村民小组，根据启别村村委会 2018 年 1 月份统计的数据，村内现有总人口 3039 人，其中纳西族 2590 人，傈僳族 368 人，藏族 44 人，白族 12 人，普米族 4 人，彝族 1 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的村寨。关于启别村的历史，村里最为年长的几位老人（都是纳西族）都无法说出具体的时间和来源，只知道“生下来就住在这个村子里”。而根据云南地方州志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中只言片语的记载，启别村是建国（1949 年）后、1958 年公社化之前所设，国家将民国时期所设的八个乡改称区、下设行政村，就把民国年间的原新民村、原普及村这两个村合并为了现在的启别村，启别村成为塔城乡下辖的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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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共生互动：族群的来往情景
在启别村中，各民族早已在互动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彼此认可的相处方式和价值取向，并通过语言、宗教信仰、节日庆祝等方面表现出来，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属性在日常来往情景中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
一、语言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基本载体之一，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托语言才能进行，因此，语言对多民族共生的形成与表现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当大众媒介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偏远的多民族村寨时，启别村从日常来往到民族文化交流，大多都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来进行传播的。
除汉语外，启别村目前使用的民族语言主要有纳西语和藏语，傈僳族还会说傈僳语，村中不同民族之间沟通所使用的是纳西语与藏语混合而成的、仅村里人才能听得懂的语言，村民们都会说少数民族语言，但不认识、也不会书写所会语言对应的少数民族文字。可见，启别村广泛使用的族群语言属于基于本民族语言基础上的语言融合体，即纳西语和藏语的混合语，这是村中不同少数民族长期接触下，少数民族语言的特征和成分相互渗透所致。而家庭和学校就成为了启别村不同民族从小学习语言的场所，这些场所中的语言传播与交融不仅是族际互动的表达与交流，同时也是族群身份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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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众媒介的传播与启别村多民族文化共生 ....................... 50
第一节 磁带 ................................. 51
第二节 广播 ............................. 55
第三节 影像——电影、录像机与光盘、电视 ............................. 57
第四章 微信传播：多民族共生的参与者与建构者 ........................... 71
第一节 微信群：多民族文化的再融合............................. 71
一、启别村微信群的基本情况与传播 ...................................... 72
二、少数民族个体与文化共生在自我呈现中的表演特征 ............................ 80
第五章 媒介环境对启别村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影响 .......................... 104
第一节 媒介环境为多民族文化共生带来的机遇............................. 104
一、参与记忆重构 ............................... 104
二、赋权：加剧文化共生的选择 ..................................... 109
第五章 媒介环境对启别村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影响
第一节 媒介环境为多民族文化共生带来的机遇
大众媒介打破了启别村传统的人与人之间面对面进行互动与交流的传播模式，拓宽了族际互动的渠道，从互动环节介入到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结构中。启别村的各个少数民族面对不断更迭的大众媒介，从陌生好奇到具备一定的使用能力，再到积极运用媒介为其互动与民族文化的传播所服务，不可否认，媒介环境为村内多民族文化共生带来了机遇。
一、参与记忆重构
人类的记忆是有限的，仅靠回忆和讲述很难将场景和情感还原到位，而大众媒介所具备的储存、还原功能不仅能够留存记忆，成为文化、族群、个人故事的静态展现，还能够唤起记忆，重新还原场景，由此反映出族际互动与文化共生建构的动态性变迁。目前，大众媒介已经在启别村各民族对文化记忆、族群记忆和媒介记忆的存储、唤醒、重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众媒介对村民的文化记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启别村的少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