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中国除了着重与印尼在物质利益层面的合作，还应该更注重理念层面的互通，通过长期的互动，促进两国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研究最后从政府、民间、企业、媒体四方面提出互动建构策略。本研究立足于国际关系学与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结合，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热点时政问题加以考究，具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刚过去的 5 月，以“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事实上，从 1 月份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宣布举办消息至今，外国媒体和网民对此的关注度节节攀升，高峰论坛可谓未启先热。
5 月 14 日至 15 日，来自 29 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 70多个国际组织的 1500 多名代表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展开了深入探讨。从高级别全体会议到以“五通”及“智库交流”为主题的 6 场平行会议，再到圆桌峰会，东西方文明智慧在碰撞中结出累累硕果，“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路线变得愈发清晰。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这次高峰论坛不仅是迄今“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国际活动，也是建国以来由中国首倡、中国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多边外交活动。站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步履更加自信从容。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自我建构形象的过程。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给沿线国、成员国带去实惠的同时，也在力图塑造自身开放包容、勇于担当并有所作为的大国形象。但要使“中国方案”真正赢得国际认同、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角色，传播的作用不容小觑。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首倡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其此前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构成“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带一路”构想诞生的见证者，印尼有着显著的地理优势和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格局中更是举足轻重。尽管近现代史上中印尼关系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时期，两国断交达 30 年之久，但自上世纪 90 年代复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尤其当前，中国提出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与印尼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有诸多契合之处，合作成为大势所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诸多因素影响，两国在合作的同时仍怀有保留和警惕态度，这从雅加达-万隆高铁艰难的落地过程即可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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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回顾
媒体为什么能建构一个国家的形象，新闻报道能否反映客观真实，这是相关研究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新闻记者在从新闻报道中寻求含糊的真实的过程中得不到权威的引导，没有准则可以指导他的思想，他对真实的看法只是他的看法，没有客观检验的标准。换言之，新闻媒体的报道离事实有多远，跟由谁报道有莫大的关系。
媒体的建构作用在一战时期的宣传实践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1918 年，英国报业巨头北岩勋爵受聘为政府对敌宣传司（Department of Enemy Propaganda）主管，利用报刊展开了一系列成效卓然的对德宣传战。战后，一批参与过对德宣传的记者开始忏悔曾经在宣传中夸大敌方暴行、肆意歪曲事实的行为。虽身处战时特殊状态，但这些行为仍印证李普曼所说“新闻与事实是两回事”，新闻记者在报道时受其主观倾向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以《雅加达邮报》的涉华报道为主要分析对象，期望以此透视印尼主流媒体如何建构中国形象。在搜寻相关文献时，笔者将重点放在外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与中国形象研究上。相关文献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研究两部分，以下分节梳理。
1.2.1 国内关于外媒建构中国形象的研究回顾
1996 年，李希光教授等人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可谓国内关于外媒建构中国形象研究的开山之作。学者们反驳了当时国际舆论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观点，并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的描绘，提出美国“妖魔化中国”的论点。这本著作随即风靡学界，给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者们带来深刻启发，但“妖魔化”一词也开始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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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温和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国家形象
2.1 国家形象的理论内涵
谈到“国家形象”，仍然要从传播学者李普曼说起。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认为在大众与真实环境之间存在一个拟态环境，是媒介通过对信息选择加工而制造出的象征性环境，与现实环境并不一致。拟态环境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E.Boulding）将这种想法借入国家形象研究，认为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国家行为时，决策者们通常不是根据形势的客观事实，而是根据他们对形势的想象（their“image”ofthesituation）来做出判断。换言之，对世界的看法怎样，而非世界的客观真实情况怎样，决定着人们的行为。
博尔丁最早提出了“National Image”的概念，被公认为国家形象理论研究的奠基人。他认为国家形象的建构有三个维度：一是国家的地理空间，即一个国家的地理形象；二是外部对其“敌意”或“友好”的态度；三是外部对其“强大”或“羸弱”的判断。他还在 1956 年出版的著作《形象》（The Image）中提到，他者形象（imageofother）和自我形象（imageofself）是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变量。博尔丁之后，类似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铺开，逐渐形成了形象理论（ImageTheory）。除了“国家形象”这一表述之外，也有“国家威望”、“国家吸引力”、“国家声誉”、“国家品牌”等近似概念散见于各学科。
尽管国家形象研究早早便开始服务于外交决策，并在美苏冷战期间发挥其用武之地，但西方迄今仍没有对“国家形象”提出明确的定义。我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填补这个空缺。例如，徐小鸽教授提出“国家形象是一国在新闻信息全球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杨伟芬教授将国家形象定义为“国际社会的公众对于一国稳定而长期的总体评价”。李寿源教授的定义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态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管文虎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内外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构成给予的总体评价和认定，是民族精神的核心象征，是综合国力的集中表现，是一个国家的无形资产。”由此可以归纳得出，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国际舆论中的投影，是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及评价的综合反映，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表现。正如张昆教授所说，“国家形象是一种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综合体，同时具有整体性和局部性、动态性和稳定性、内外差异性三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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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会建构与温和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最早源于知识论领域，早期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维柯、康德都被尊奉为建构主义的先驱。建构主义认为人类并不是发现了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引入某种“结构”“创造”了它。人类作为认识的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更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
根据建构主体的不同，研究者把建构主义划分为“个体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个体建构主义认为人类个体即认知主体，社会建构主义则相反，认为由很多个体组成的共同体才是认知主体。换言之，知识并非个体的主观反映，而是通过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和社会群体的互动协商才能获取的。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获得知识的过程也是社会建构的。这种观点强调了社会文化对个体的制约作用。后来，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将各自的研究对象纳入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即衍生了各种建构现象，如媒体建构、关系建构以及本文论述的国家形象建构等。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也是框架分析的基石。
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亚历山大·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建构主义理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把国家视作“经济人”，认为国家总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温和建构主义却将国家比拟为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也构成了国际社会。在温特的理论下，人性重新回归国际政治，国家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也得以体现。在其影响下，学界开始反思经济学模式的局限，并研究国家间的互动对于国际关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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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国家形象的自我建构.................................18
3.1 变化中的“一带一路”定位................................18
3.2 中国国家形象自我建构的主体...........................20
4 中国国家形象的他者建构——以《雅加达邮报》报道为例 ........................28
4.1 报道内容分析..........................29
4.2 报道框架分析...........................39
5 因应：通过互动建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51
5.1 建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机遇..........................52
5.2 建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困境.......................53
5 因应：通过互动建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5.1 建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机遇
在中国“一带一路”与印尼“海洋支点”构想的政策背景下，当前正处在建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机遇期。温和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