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经济学论文研究，本文的结论有：第一，智慧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集聚。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并严格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作用于制造业集聚是否符合双重差分模型给定的假设。从相关检验结果来看，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具有自然实验属性，利用双重差分法可以较好的估计出智慧城市试点对制造业集聚的效果。第二，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和信息化水平从而使得制造业空间集聚。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来测度智慧城市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作用机制，其中智慧城市试点显著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水平，但是技术创新存在“专利泡沫”，对制造业存在挤出效应，从而使制造业趋于分散。进一步利用门槛效应模型，本文发现技术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技术创新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呈倒 U 型，在整体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智慧城市试点带来的技术创新较为高端，技术创新较弱的地区无法提供相应技术转化的配套人才与设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对于中等创新水平的地区来说，智慧城市试点带来的技术创新可进行有效转化，进一步的知识溢出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对于技术创新水平过高的地区，由于存在智慧城市建设这一新型市场竞争，进而通过增加相关专利以释放专业性信号，造成“专利泡沫”的现象，并且资源错配与主动抑制知识溢出使得地区制造业趋于分散。进一步，利用中部和东部的分样本验证了这一结论。智慧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城市信息化水平，并且信息化水平增强外部性，促进了制造业集聚。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城市病问题日益加剧，急迫需要寻找一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2008 年底，IBM 公司首次提出“智慧地球”战略，并且提出“智慧城市”这一概念，从而为破解西方国家城市病提供了思路与方向。IBM 公司对智慧城市的定义是通过利用 21 世纪新型数字信息技术，构造一个虚实融合、互联互通的新型城市核心系统，运用超强的数据接收、数据处理能力来对城市的现状进行分析、对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利于政策实施者与城市民众智慧系统的反馈做出更理性、更明智的决策。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地掀起数字经济与新一轮科技浪潮，对智慧城市的建设热度不断升高，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已达 1000 多个，未来还将以 20%的速度增长。美国、日本等国家也纷纷加入智慧城市建设的行列，美国迪比克市于 2009 年与 IBM 合作建立了第一个智慧城市，日本于 2009 年推出“I-Japan”战略。在欧洲，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并解决城市病问题，许多国家都确定了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并且主要在交通、能源、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完成了智慧化实践。伴随着世界各国智慧城市建设浪潮，中国政府也紧随其后。 2010 年开始，中央及地方政府就分别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应用不断推出指导和鼓励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2012 年 12 月 5 日正式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涉及 90 个地、县级城市。2014 年，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新模式，要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5 年出台《关于开展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及应用实施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相关标准制定，智慧城市标准化制定工作正式提上国家日程。更为重要的是，2015 年中央政府首次将智慧城市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 年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与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等并列。“十三五”期间，中国将进入智慧城市 2.0 时代，规划对智慧城市的投资规模将超过 5000 亿元，并将组织 100 个城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预见，智慧城市建设将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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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学术意义：空间上临近的制造业企业，其在吸纳要素、技术升级、生产产品等方面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制造业空间集聚不仅可以体现其空间属性，也可以体现制造业的经济属性。以往的文献虽然已经证实智慧城市试点可以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但是对于基于信息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会怎样改变城市系统的研究尚不明确。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融合性，使得数据信息成为信息时代的新兴要素，而信息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使得技术创新溢出，这将会怎样改变集聚的空间性？如果体现在制造业上，将是怎样的形态？目前，现有文献对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基于模型的估计结果并结合信息时代特征，将对制造业集聚机理进行一定的拓展。
实践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规模不断增大，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多数学者认为工业化代表了以工业为主的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或经济现代化进程，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缩影为工业的发展（卢福财等，2019）。而工业中绝大部分为制造业，2018 年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工业增加值的 86.7%,因此，制造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虽然“中国制造”享誉世界，但“大而不强”仍是我国制造业乃至工业最明显的问题（黄群慧，2018）。当今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一方面我国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并且多数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中低端，要素价格的上涨、外贸需求的减少与低附加值导致出口低迷；另一方面，国内有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但是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老化、供需不匹配、低端产业过度集聚使得市场未被开发，造成内需不足。制造业集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江浙的纺织业、成都的鞋业等，但是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这些产业集聚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消费结构，以前那种规模生产、批量生产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何使过度低效的制造业集聚转变为高效的制造业集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理论角度来看，制造业集聚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赵伟、张萃，2008），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潘文卿,刘庆，2012），其集聚形态对中国智能制造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智慧城市试点为出发点，研究这一基于信息技术、聚焦智慧经济的重大政策将怎样影响制造业集聚，从而探究制造业集聚变动趋势，把脉信息时代下制造业的新型集聚。这将对我国智能制造集群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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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智慧城市的概念综述
智慧城市这一概念由 IBM 公司首次提出，其中技术内涵是概念组成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IBM 公司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应当秉持技术为主、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利用 21 世纪新型数字信息技术，构造一个虚实融合、互联互通的新型城市核心系统，运用超强的数据接收、处理能力来对城市的现状进行分析、对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利于政策实施者对城市民众智慧系统的反馈做出更理性、更明智的决策。Colin Harriso 和 Ian Abbott Donnelly（2011）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与 IBM 公司相似，他们认为智慧城市是基于新型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活动、形态等进行监控、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进行规划、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行的一种城市。巫细波和杨再高（2010）提出，物联网、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是创建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利用“更智慧”的城市信息交互系统，改变城市空间中政府、企业、人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而对城市空间中各项活动的需求做出迅速、灵敏的响应，构建更美好的城市生活。王家耀等（2011）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基于智能化传感器等信息基础设施，通过无处不在的智能传感器对外在的城市系统进行精确、及时的反应，将物理世界的动态变化以海量的数据形式存贮并借助云计算技术进行处理分析，从而达到全面感知城市的目的，对城市建设中的民生政务、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与安全、经济活动等产生智能响应并进行智能决策。李德仁等（2011，2018）认为数字城市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物联网是智慧城市的关键构成部分，智慧城市将构成一个物理虚拟空间，并且在该物理虚拟空间中可以实现“do everything on Web”，简而言之即“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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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业集聚的文献综述
从产业集聚的机制来看，与产业集聚研究有关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与专业化可以提高生产力。产业集聚的机制由马歇尔（1910）首次提出，主要从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投入和技术溢出三方面进行了相关叙述，但是并没有成体系的论述。韦伯（1929）从节约运输成本与劳动力成本、集聚经济方面阐述了区域内产业集中的原因，并且将影响产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区域因素，包括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其中运输成本是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而劳动力成本只是间接成本；另一类称为集聚和分散的因素，主要是改变产业空间分布的因素，如企业从生产设备、劳动组织等方面扩大生产规模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即为集聚因素；而由于利润空间上升，许多厂商挤入集中区位所带来土地供给的稀缺进而增加地租，将会挤出一部分企业，即为分散因素。克里斯泰勒（1933）则提出“中心地理论”，该理论提出在一系列假设下，以某一城市为中心并形成相应的六边形是最有效率的城市组织空间形式，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在空间上呈现为一系列嵌套的正六边形，基于这种优越多级市场区的区域市场结构，将对产业集聚会产生强有力的拉动效应。胡佛（1937,1970）将空间集聚分为三类：大规模集聚、内部规模集聚和城市化集聚，并提出产业集聚的三大基本因素：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