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民商法论文，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的认定是我国理论和实践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明确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行为的效力，不仅能给法官裁判相关案件指明方向，维护司法权威，而且能给监护人和第三人的相关交易行为提供指引，维护交易安全。本文对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进行研究，通过归纳分析当前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认定中存在的困境，借鉴域外国家（地区）的相关制度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所研究问题进行具体地学理阐释和分析。
一、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基础理论
（一）监护制度
监护作为制度术语，最早源于古罗马法典。西方民法中关于监护的规定，其内涵以及外延，在一定程度上带着古罗马法中监护的印迹。[2]作为早期监护制度，罗马法中的监护指的是市民法所赋予和允许的，给那些因年龄问题而无法进行自我保护的人以保护所行使的权力。[3]不同于早期监护，现代意义上的监护制度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以及财产进行保护、监督和管理的制度。[4]监护制度的目的在于弥补被监护人民事行为能力的不足，协助其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实现自身利益。
从世界范围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监护立法模式。大陆法系法国、德国和日本等采取亲权与监护并立的狭义的监护立法模式，英美法系国家则不对亲权和监护进行区分，采取统一的广义的监护立法模式，统称监护权。根据 2017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民法总则》规定，我国采取统一的监护立法，未将亲权和监护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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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亲权与监护制度
亲权制度是以父母对未成年人身份和财产上的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为内容的民事法律制度；[5]监护制度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设立的，保护其人身以及财产权益的民事法律制度。亲权与监护都是表明人与人之间身份关系的制度，二者在权利主体、权利义务等一定范围内存在重合和相似的部分。亲权与监护的内容均包含对行使对象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亲权与监护的主体均包含父母，行使对象均包含未成年人。亲权和监护虽然有相似性，但二者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二者的产生基础不同。亲权是基于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其设立以亲子关系的产生为基础，不需要经过批准，可自然获得。监护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产生，监护的设立必须基于法定程序，是人为的制度设计。
第二，二者的法律依据不同。亲权以父母子女关系为基础，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是国际人权公约、各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也是父母必须履行的义务。监护制度作为亲权制度的补充和延伸，是被监护人权利受到侵害时国家和社会保护其权利的特殊制度。
第三，二者的立法理念不同。基于对父母的信任，法律对于亲权的规定采用放任主义，设定了较少的限制，与此同时亲权人无权索取报酬。立法对于监护的规定较严格且具有义务性，法律严格限制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财产的处分权限，并且通过设置财产监督机构或监督人对其处分行为进行监督，同时监护人有权请求收取报酬。
第四，二者的公权力介入程度不同。亲权本质上属于私法领域，公权力介入亲权应当顺应父母不履行义务的严重程度，满足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现实要求，并通过采取替代性措施，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监护兼具公法及私法双重属性，国家公权力对监护的干预力度较大，一般通过设立专门的监护法院等司法机构并设立相应的行政机构等方式介入未成年人监护之中。
第五，二者的行使对象不同。亲权的行使对象只能是未成年人。监护包含成年人监护①和未成年人监护，因此监护的行使对象不仅包含未成年人，还包含成年的精神病人。
我国现行民法采用大监护立法模式，未设立亲权制度。同时在未成年人财产监护中，我国采取统一的监护立法，未明确将父母以及父母以外的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财产的监护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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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困境分析
（一）效力认定规范的原则性
我国现行法律从基本原则、家庭角度、社会角度和处理监护侵害等多个方面规范了未成年人的财产及人身保护，包括《民法总则》、《民法通则》、《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其中《民法总则》第 35 条和《民法通则》第 18 条对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作出了规定，然而这两条规定都是关于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认定的原则性规定，既未对该财产处分行为的效力如何具体认定进行明确规定，也未对“为未成年人利益”的判断进行具体规定。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导致理论界和实践中对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的效力存在较大争议。
1.为未成年人利益的判断标准不明确
《民法总则》第 35 条和《民法通则》第 18 条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处理）未成年人的财产”③。[8]关于其中的“为维护未成年人利益”该如何判断，该条未给出明确的标准。为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判断是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认定的根本因素，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导致理论和实践中关于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财产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出现困难。
2.效力认定路径不明确
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在管理或者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时，不得处分其财产，但在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况下，则可予以处分。如果监护人违反法律的规定，非为未成年人利益对未成年人财产予以处分时，该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路径为何，现行法律对此未做出明确规定。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认定路径的不明确性，导致理论界对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由此而形成了无效说、有效说、无权代理说、无权处分说和代理权滥用说①等不同的理论。司法实践中，最高法及各地方法院在处理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相关案件，认定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的效力时，出现了适用法律解释不一，裁判思路各异，裁判结果分歧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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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监护模式的现实性
我国民法采取亲权制度和监护制度合并的未成年人财产监护立法模式，将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责统一规定在监护制度中，即大监护模式。《民法总则》统一对监护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进行规定，未明确区分监护与亲权制度，民法典其他各编也未纳入亲权制度。从现实的立法进行分析，大监护模式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首先，大监护模式未区分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未成年人利益和家庭利益息息相关，父母是未成年人最具自然血缘关系的亲属，父母对未成年人财产处分的注意义务和监护职责与其他监护人有重大区别。法律采取大监护模式从立法层面消除了此种区别，导致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存在困难，本质上并不利于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其次，大监护模式不利于中华传统家庭文化的传承以及家庭伦理道德的沿袭。在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传统文化中，基于与子女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父母必然地承担起对子女的保护责任和抚养教育义务，此种义务逐步由法律以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大监护制度模式的运行，使得父母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责任和处分权限基本等同于其他监护人，这并不利于“父慈子孝”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利于构建文明、和睦的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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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域外借鉴 ............................. 13
（一）区分父母和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财产的处分 ..................... 13
1.制度设计....................... 13
2.注意义务......................... 14
四、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认定分析 ............................. 19
（一）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的构成要件 ......................... 19
1.处分主体——区分父母和父母以外的其他监护人 ................ 19
2.处分行为——事实上的处分行为和法律上的处分行为 ............ 20
五、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完善建议 ............................. 35
（一）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35
（二）完善《民法总则》第 35 条................................... 35
五、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完善建议
（一）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民法总则》明确提出的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原则。联合国大会 1989 年批准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原则”，该原则在亲权制度中表述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在监护制度中表现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过程中，存在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市场交易安全维护和监护人自由裁量权三者的价值冲突，此种冲突直接影响到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的认定。本文认为，纵观各国关于未成年人的相关立法及实践，保护未成年人利益都是其首要遵守的准则。在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效力认定中，应将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在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基础上，兼顾市场交易安全的维护和监护人自由裁量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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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的认定是我国理论和实践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明确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行为的效力，不仅能给法官裁判相关案件指明方向，维护司法权威，而且能给监护人和第三人的相关交易行为提供指引，维护交易安全。本文对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进行研究，通过归纳分析当前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效力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