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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调审分离”模式看似逻辑自洽，实则存在制度、理念和实践中的重重障碍，“调审结合”模式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重构而焕发新生，对传统质疑一一做出回应。在坚持“调审结合”模式的立场下，需要规范其新的路径：首先就是要坚持当事人主义的立场，这是“调审结合”模式的核心之所在；同时还要严格限制当事人主义的边界，要尊重法官正常的职权活动。对于“调审结合”模式无法回避的“事清责明”问题，应根据不同的标准区别对待，这考验了法官的能力与经验，也呼应了要尊重法官的职业判断的主张。由于合意的形成并不容易，“合意贫困化”才是常态，从积极效果评价和消极效果评价促进合意的形成，加强对当事人的合意诱导也就有了现实意义。最后，要畅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路径。在我国社会调解组织尚未健全的前提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与“调审结合”模式并不冲突，反而促进了案件繁简分流，避免法院在“案多人少”的压力下将“调审结合”的功能异化。通过推动“法院调解社会化”，不断完善人民调解、委托调解等制度，探索专职调解员、律师调解等新模式，积极促进案件分流，充分发挥“调解结合”的制度优势。
然而，我国进行的“法院调解的社会化”与西方的“纠纷解决的社会化”在兴起原因、程序性质、实践效果等方面大相径庭①。后者实施的前提是司法权与调解权的界限十分清晰，通过不断的把司法领域内的社会纠纷分流到调解程序中，或将其作为前置程序、或将其作为与司法权并置的解决程序，保持司法的本质，不断精炼司法权的范围。而我国的“法院调解的社会化”实际上是在司法权与调解权混同的前提下，不断地把社会纠纷吸纳到司法权的范畴中，然后再通过委托、委派的方式把司法权让渡一部分给社会，最终导致司法权的范围日益壮大，司法的本质特征愈加扑朔迷离。是否有必要控制司法权的扩张，以及如何控制司法权的扩张，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