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邓小平在领导我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中,都将敏锐的目光投向企业伦理。他们的企业伦理思想反映了各自时代的要求,双峰并峙,各领风骚。他们都把加快企业发展作为企业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但审视企业规范的视角、构思的伦理机制却有很大区别。对他们的企业伦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是加强现代企业伦理建设的迫切需要。对市场营销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核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企业伦理思想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的企业伦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推动企业伦理建设,加快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的企业伦理思想
毛泽东企业伦理思想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包括两方面内容:调整内部关系的企业伦理思想和调整外部关系的企业伦理思想。其企业伦理思想涉及企业的规范和导向,即提倡什么,允许什么,反对什么;摆正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关系;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关系等。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了维持红色政权,为了保证军队给养,根据地经济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这种形势要求企业生产必须纳入战争轨道,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倡导勤俭节约办厂,树立典型,鼓舞斗志,奖罚结合,积极引导。建国以后,新中国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对付国际反动势力的封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等一系列艰巨任务。毛泽东借鉴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就如何发挥工人积极性,如何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工人与干部及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关系等提出了很多思想,有些随着形势的变化,没有坚持下来。这些思想对于目前我们的企业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的企业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毛泽东提出企业要确立新的价值判断标准,确立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让工人参加管理,要求干部摆脱“劳心者治人”的陈腐信条,干部应积极参加劳动,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由于他们的职责不同,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各有所长,他们三者结合,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有效解决企业的重大生产技术问题,这是群策群力进行生产改革的有效形式,也是提高管理技术水平的有效途径。工人的主人地位问题解决了企业价值的评价主体问题,也解决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问题。工人的主人地位要求企业必须吸纳工人参加管理,工人参加管理是扩大企业中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特色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企业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区别表现在:社会主义企业依靠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共同合作来办好企业,企业的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基础之上的;企业的生产计划依靠他们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企业的劳动纪律是依靠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合理的规章制度来维持的。工人参与管理,行使民主管理权,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又可以提高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既能改进企业的管理工作,又能推动生产迅速发展。为确立工人的主人地位,毛泽东吸收党内同志关于健全职工代表大会、扩大企业民主的意见,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把工人参与管理作为“鞍钢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二)勤俭办企业,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毛泽东十分强调勤俭节约,将它上升为建国的原则。他提出,勤俭节约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它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奖励劳动英雄,通过奖励,形成舆论环境,以强化人们的劳动热情和敢于吃苦的精神。1942年,正值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解放区第一兵工厂因工会主席煽动闹事,生产出现严重危机,该厂伙食主任赵占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进行抵制,每天忘我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夏天,在炼钢炉前看火,由于没有隔热的石棉衣,他就穿棉衣,坚持战斗在温度高达1000°的炉旁,创造了优异的生产成绩。毛泽东了解到他的事迹后,抓住典型,号召“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这个运动从1942年到1949年在解放区持续了七年,取得了很大成效。(三)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为了保证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保障和提高职工利益,就必须建立健全一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规章制度。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造成许多企业的生产指挥系统失灵,规章制度松弛,经营上不讲核算,分配上严重的平均主义,生产上不尊重科学技术,管理上党政不分,职责不明,忽视细微的思想政治工作。针对这种严重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在《鞍钢宪法》中明确提出:“建立和健全合理的社会主义企业规章制度是适时的、必要的。对于被否定了的但经过实践证明是合理的规章制度,我们应当恢复过来;对于新创造的成功的管理经验,我们应当肯定下来。我们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正是为了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这种规章制度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东西,而是企业生产和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不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四)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思想个性发展是企业伦理的原则之一,毛泽东很早就觉察到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曾经两次改革经济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一次,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曾指出:“这里还要谈一下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和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更加活跃。”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9月,党中央正式颁发了《工业70条》,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党在领导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工业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条例指出,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又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它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条例重新肯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种规章制度。
二、邓小平的企业伦理思想
邓小平的企业伦理思想是邓小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企业伦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改革创新性道德视角审视企业伦理,其思想具有很强的时代精神。其企业伦理思想深刻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体现了基本经济规律,既为企业提供发展动力,又为企业提供自觉规范自己行为的动力。(一)建立责任制,实现职、责、权、利一体化邓小平通过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提出要在国有企业管理方式上来个革命。他认为,权利过分集中,职、责、权、利相分离是造成企业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就是要实现职、责、权、利四者的有机结合,有什么样的职、责、权就要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利益、报酬。要根据人们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有什么劳动能力就安排什么职务,有什么职务就分配什么权力,有什么职权就负责什么责任,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并将共同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在企业体制改革不同时期,他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包括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实行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一定要加大企业的权利,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1980年12月,他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随着改革的推进,邓小平意识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弊端,提出要“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企业建立健全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只有加强责任制,才能做到职责分明,奖惩得当。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肯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物质利益的动力作用是基础性、决定性的。国家要讲物质利益,追求国富,人民群众要讲物质利益,追求民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动力。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企业的目标是利益的最大化。在企业管理中,要物质利益杠杆和精神调节杠杆并用。要打破原有的公平观,反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分配体制完全抹杀了人民的智慧、才能、业绩等方面的高低大小之别,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职、责、权的不同,必然导致利的差别。必须使职、责、权、利有机结合,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二)企业要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市场经济是我国通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不发展市场经济,我们既要面对经济落后、国力衰退和物资匮乏,又要面对道德衰退和人的素质低下。因此,不能因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而放弃对它的探索。同时,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有着高度的敏感,而且他也决不会让道德的衰退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