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前不久,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要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和发扬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坚定不移地把他们开创的、几代共产党人为之持续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回首往事,毛泽东在创建新中国、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基的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呢?
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能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这是已经为实践所证实了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并不是从建国之日起就搞明白的。当时有一句十分著名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经过几年的实践,毛泽东等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搞建设,同样要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探索,是从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的。这一历史功绩,使毛泽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一些重要决策。
第一,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建国以后,我们提出的是工业化目标,以后逐渐改称现代化。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P268)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明党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有了更加明确的奋斗目标。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初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2](P116)按照原来的估计,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大概需要五十年时间。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做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2](P302)从五十年推迟到一百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这一调整,使现代化建设变得比较稳妥,变得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P341)在这里,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P351)实际上,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已经开始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经过近十年的曲折探索和曲折反复,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终于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高成果,也是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部经验的总结。
第二,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化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1](P24)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毛泽东又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角度,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引起全党的关注。经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提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核心是“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2](P78)从以重工业为中心、农轻重并举到以农轻重为序,这是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所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至今仍然在起作用。
第三,吸取“大跃进”严重失误的教训,明确了综合平衡的思想。在“大跃进”中,由于片面追求完成不切实际的钢产量指标,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外国来宾的谈话中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2](P73)他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还说:“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2](P80)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强调: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坚持下去。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
第四,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总体发展目标的构想。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P44)他把这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共八大的主题。从这个基本方针出发,毛泽东在1957年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3](P543-544)这个总目标的提出,可以说是毛泽东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次重要尝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纲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中间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后一次失误,更是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了一场灾难。但是,经过20年的建设,中国初步具备了比较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拥有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发能力,为以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仅此一点,也是可歌可泣的。如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三农”问题仍然是现代化中的基本问题,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依然是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性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中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共同富裕还是我们在继续探索的一个课题。现代化的使命,以及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这些都决定了毛泽东当年的探索和思考。这些论述,今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就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然而,毛泽东十分清楚,要真正取得国际上的尊重,取得与中国的身份相称的大国地位,还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在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努力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做出了一些重大决策。第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不久,国民经济还正在恢复,就面临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是美国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场战争。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首先使美国人认识到:解决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必须有中国的参与;中国人说话是认真的,算数的。其次使苏联人意识到: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远东地区同美国抗衡,中国是潜力巨大的战略力量。同时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感到:中国是谋求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新兴力量,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国的周边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同西方关系也开始出现某些松动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对建国前后确立的外交方针开始做必要的调整。在1954年7月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