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发表，本文以 2013-2018 年 A 股民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在建工程”中与环保相关的投资金额除以资本存量作为环保投资的代理变量，以高管持股比例作为高管持股激励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高管持股激励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高管持股激励显著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说明高管持股激励促进了高管对长远利益的考虑，实现了高管与股东利益趋同，本文从环保投资角度阐释了高管持股激励在解决委托代理问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和资源的代价。企业违规倾倒、排放工业废渣、废水，违规排放废气，严重破坏周边生态环境的现象屡屡发生，我国环境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环境保护事关国计民生，对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基调，2015 年“美丽中国”被纳入“十三五”规划。近年来，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接连出台，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堪称“史上最严环保法”，具备立法理念创新，技术手段加强，监管模式转型，监管手段强硬，鼓励公众参与，法律责任严厉的特点。2015 年 7 月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查方案（试行）》，建立环保督查机制，淘汰“散乱污”企业，整改倒逼绿色转型。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排污费用上升到法制层面。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惠及民生、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已成为现在的热点。
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增强以及媒体舆论的导向作用，公众的环保意识日益提升。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如“激进”的抗议游行示威行为、通过信访、网络参政等途径来表达自身的环保诉求、在民意调查中提出对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建议等等。数据显示，2016-2018 年全国“12369”环保举报案件数量实现大幅度增长。2016 年，全国“12369”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共接到举报 263009 件；2017 年，管理平台共接到举报618856 件，同比增长 135.30%；2018 年管理平台共接到公众举报 710117 件，同比增长 14.7%（具体数据见图 1-1），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公众的环保意识在不断地被唤醒。此外，日益提升的环保意识也渗透到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消费和投资观念中，消费者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加选择地进行消费，更加追求品质化的生活，包括对周边环境的选择，简而言之，消费者主动为自己添上了“挑剔”的标签。另一方面，孙俊奇和蔡雪雄（2013）发现资本市场股价包含了公司环境绩效较差时的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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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委托代理理论中的最佳契约理论强调，高管持股能够实现股东和高管的利益趋同，而管理层权利理论认为高管持股可能加剧代理问题。本文基于我国资本市场日益完善以及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前景理论、外部性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研究高管持股激励与民营重污染行业环保投资的相关性，突破前人从财务决策角度研究高管持股激励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性，从环保投资这一非财务决策角度验证其有效性，其次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入手研究推动民营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因素，并结合企业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和行业竞争外部治理机制，探究了政府和市场对高管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影响，拓展了民营企业样本下高管持股激励文献的研究以及环保投资内在驱动力的研究，同时丰富了委托代理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的理论内涵。
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自 2006 年 1 月 1 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试行）施行以来，我国实行股权激励的数量不断上升，A 股股权激励首期公告数已从 2006 年的 38 家攀升至 2018 年 252 家（具体数据见图 1-3），股权激励现象越来越普遍，但是股权激励是否起到最优契约的作用虽然在学术界得到广泛的研究，但是结论仍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进一步验证其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其次，环保投资关系到企业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民营企业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最需要激励进行环保投资的市场主体，因此，如何推动民营重污染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是实务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本文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主体主要是企业高管，他们作为企业经营决策制定的领头羊，在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高管的持股比例被视为长期激励的手段，是影响其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与环保投资这一长期投资行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那么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研究结果对于验证高管激励的有效性及适用条件和促进我国民营重污染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力度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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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高管持股激励经济后果的文献综述
对高管持股激励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从不同角度实证探究了高管持股激励在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中的有效性，根据是否能够有效解决代理问题，可将结论归纳为最优契约理论（有效缓解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理论（加剧代理问题）、或是利益趋同和壕沟效应（区间效应），研究视角主要包括管理层的风险承担水平、企业绩效、盈余管理行为以及投资效率等，本文将从上述研究视角分别进行文献的整理。
2.1.1 高管持股激励与风险承担水平
相对于股东而言，管理层的风险难以分散，因此管理层通常不愿意自行承担风险，从而作出的决策往往不是最优解，为缓解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两者的利益趋同，使高管持有企业一部分股权是一种普遍的解决方案。Agrawal and Mandelker（1987）从业绩波动和财务杠杆波动角度研究了管理层持股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发现管理层持股能够降低代理问题，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随后，学者分别从企业的投资行为、筹资行为以及避税水平等角度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高管持股激励与投资行为。Coles 等（2005）发现管理层激励与公司投融资决策和公司风险存在因果关系，CEO 财富对股票波动的敏感性越高，管理层风险承担水平更高，表现在更多的研发投入、较少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更高的杠杆率。R&D 投资的特点是其风险高、周期长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恰好与管理层偏好规避风险的态度大相径庭，而 R&D 投资对于增强企业竞争力、创造企业价值起着关键作用，众多学者从高管激励的角度出发研究提高 R&D 投资的路径。部分学者认为高管持股激励能够显著促进 R&D 投资（Bessonovaand Gonchar,2017；田轩和孟清扬，2018），认为股权激励达到了最优契约效果。但是邵剑兵等（2019）基于套利情境，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资活动有促进作用，研发投资的增加是投资迎合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的共同作用结果。而部分学者认为两者关系具有区间效应，只有在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具有利益趋同效应，但是随着持股比例增加，产生“壕沟防御”效应，当持股比例达到一定水平后，高管持股并未起到促进 R&D投资的作用（沈丽萍和黄勤，2016；唐建荣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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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保投资驱动力因素的文献研究
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认同，但是在现阶段，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仍日益突出，环境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持续发展不仅对国家这一整体，也对企业这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提出了严格的环境治理要求。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在研究早期，对环保投资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后来基于工业企业还没有担起环保责任主体应承担的责任的认识，研究开始逐渐倾向企业个体的环保行为。而从驱动因素研究角度而言，可以分为企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角度分别展开研究，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环境规制、社会舆论压力以及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内部因素主要包括高管政治关联和公司治理结构。
2.2.1 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学者基于波特假说、素禀赋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三个假说，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环境保护投资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管制将刺激技术革新。国内外学者纷纷对波特假说进行了验证，并提供了实证上的证据。Horbach（2008）发现环境管制、环境管理工具以及组织变革促进环境创新，R&D 对技术能力的提升也会促进环境创新，证实了波特假说。Liu 等（2019）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交易规制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来影响能源效率，为波特假说的有力版本提供了新的证据。国内学者郝卓莉（2011）、颉茂华等（2014）以及谢智慧等（2018）在不同时期对环境规制与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环保投资之间存在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关系，并给企业带来了生产率上的提升，结果均对波特假说提供了中国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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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基础......................................15
3.1 委托代理理论.............................15
3.2 前景理论...................16
4 研究假设与实证研究设计..................18
4.1 相关概念界定..............................18
4.2 研究假设：高管持股激励对民营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