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毕业论文，本文选取 2007-2019 年深沪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融合税收激励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等相关理论，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①， 可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作为推动“三大变革”的新动能和核心动力源泉，全要素生产率成为驱动微观企业与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因此，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每一个关键点进行科学谋划与精准施策，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政府工作和企业发展的重点。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部分，要想提升国民经济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需要通过企业来完成。因此，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关系到质量、效率与动力的变革与提升，是我国经济顺利转型发展的坚实基础（张广胜和孟茂源，2020）[1]。由图 1.1 可知，2008 年-2019 年，我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度均值从 14.792 增长到 15.456，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度均值从 14.375 增长到 14.884，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均在提高，与上市公司整体稳步提升态势保持一致，且每年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均高于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度均值，成为推动微观主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中坚力量。因此，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势在必行。
1.2 核心概念界定
1.2.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1）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可从三个角度进行概念界定，一是会计核算角度，由《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财企〔2007〕194 号）规范；二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角度，由《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195 号）规范；三是加计扣除税收规定角度，由财税〔2015〕119 号文件和 97 号公告、40 号公告规范。本文选择加计扣除税收规定角度进行概念界定，加计扣除政策具体适用范围如表 1.1 所示：
（2）研发费用的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
研发支出指的是企业在研发活动中所发生的所有要素的消耗，这就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的研发费用。根据我国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的规定，内部开发的无形资产，一般要经过研究和开发两个阶段。
研究阶段，是指为了取得和掌握新的科学知识或技术能力而展开的调查分析，这一阶段的工作一般是探索性和计划性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企业开展的研发项目在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在发生时作为费用化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开发阶段，是指把研究阶段形成的技术或知识应用到某项开发计划或项目中，期望通过该计划或项目，形成新的产品、部件、材料等，以便进行商业化经营。这一阶段的工作应当更具针对性，产出具体成果的概率较高。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企业开展的研发项目在开发阶段的支出，应当在发生时将符合计入无形资产成本的部分进行资本化处理，将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作为费用化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回顾
2.1 理论基础
2.1.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相关理论
（1）市场失灵理论
在“帕累托最优”条件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认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是依赖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资源配置的扭曲，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理论指出市场机制并不完美，往往容易出现市场竞争的失效、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供给、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经济波动。造成市场失灵的首要原因是研发活动的公共品特性以及外溢性（Nelson，1959）[51]，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与非排他的性质，研发活动则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的双重特性。研发创新活动面临着较大的市场风险，新产品是否能够研发成功以及市场是否接受新产品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胡卫，2006）[52]，进一步，研发活动的公共品特性，使得研发主体的研发收益不能够被有效保障。因此，研发活动需要政府给予有效支持，以便激发企业的研发动力，使得创新企业不因研发活动的风险与知识外溢而导致失去研发动力，进而造成“市场失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给予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减少非效率投资，促进企业生产正外部性的产品，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发展，有效缓解“市场失灵”。
（2）税收激励理论
由于企业研发创新等经营活动具有外部性、不确定性以及高风险性，往往使得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为治理市场失灵以政策激励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则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Nelson（1959）[51]开展了技术创新政策探究。税收激励理论的奠基人是 Jorgenson（1963）[53]，通过建立标准资本成本模型，开始研究相关税收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的联系。政府的税收激励政策，尤其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实施能够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税收成本，提高企业的留存收益，进一步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资活动的支出，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Hall and Jorgenson（1967）[54]进一步使用最新古典最优资本理论探讨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资本成本中占据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税收激励政策的重要作用。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举措是研发创新活动，而作为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营组织，企业的研发投入程度取决于投资成本。
2.2 文献回顾
2.2.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测度研究
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衡量，大部分学者会使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即年度研发支出总额×50%（75%或 100%）×企业所得税税率/期末资产总额，该比例越高，说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强度越大（王登礼等，2018；寇明婷等，2019；万源星等，2020；高玥和徐勍，2020；崔也光和王京，2020；任灿灿等，2021）[43][44][45][46][47][49]，也有学者将 2016 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改革作为外生事件冲击，运用 DID 方法评价该政策的激励效应（Chen et al．，2017；李新等，2019；王玺和刘萌，2020）[39][40][41]。吴秋生和王婉婷（2020）以 2015 年作为外生事件冲击，运用 DID 方法进行政策的激励效应研究[32]。王俊峰和朱志凌（2014）[78]、蒋占华和黄阳（2013）[79]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奖惩力度、企业申报的责权体系和适应环境会影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实施。刘丁蓉（2013）[80]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审批程序、政策的优惠力度等对其实施效果的影响。李坤和陈海声（2017）[81]、任灿灿等（2021）[49]在研究我国不同地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时，将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定义为 1，其他为 0。张玉等（2017）[82]在研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影响研发效率的过程中，将扣除减免的研发活动的税收占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比例作为研发加计扣除减免税占比。
2.2.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经济后果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创新、企业价值、企业股价波动和企业杠杆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经济后果研究。
（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
技术创新在企业的增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各国将技术创新作为提高本国核心竞争力的强有力手段。 “成本效应”认为由税收减免这项激励政策通过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免企业所得税和企业税收，使得企业的研发成本有效降低，继而使研发支出提高（江静，2011）[83]。政府会通过税收减免政策、研发补贴政策等来引导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开展，其作用机制和经济效应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王登礼等，2018）[43]，从“减负”、“增效”和“促进研发”三个维度构建了该政策的激励效应指数进而验证其激励效应。国外学者 Cropper and Oates（1992）[84]、Mamuneas and Nadiri（1996）[85]、Klassen et al．（2004）[86]、Hall and Reenen（2000）[87]、Mansfield and Switzer（1985）[88]、Bloom et al.（2002）[89]、Han and Manry（2004）[90 ]等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具有一定的诱导效应。国内学者王春元和叶伟巍（2017）[91]、吴祖光等（2017）[92]、匡小平和肖建华（2008）[93]、周阿立（2010）[94]、黄惠丹和吴松彬（2019）[95]、田晓丽（2016）[96]、包月红和赵芝俊（2019）[97]、宋清和魏雪（2018）[98]、吴松彬等（2019）[99]、高玥和徐勍（2020）[46]、宋孝先等（2020）[100]等学者得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能够促进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从机理上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能够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研发人员工资水平以及降低投资风险，从而提高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吴松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