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股票市场，陈信元和江峰（2005）以 1990 年 12 月至 2003 年 12 月沪深两市所有 A 股公司为抽样总体，检验了以均值调整模型、市场调整模型和市场模型为基础的多种检验方法的检验功效，其结论为，无论事件研究中各样本事件是否相近或重叠，异常收益率和累积异常收益率的检验均应以市场模型法为基础。得到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市场上的股票存在跟随大盘同涨同跌的特点，市场因素对股票收益率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本文通过事件研究法研究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中不同身份原始股东的减持行为发生前后公司市场价值的变化，数据来自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和 Wind 金融终端，选取2015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间进行了原始股东减持的公司，在对同一天内同一公司同一身份不同原始股东的减持行为进行合并后，删除了减持比例小于 0.1%的样本，共得到 958 家上市公司的 7388 条减持数据。本文将上市公司原始股东的减持当日设为事件日（0 日），事件窗口设为[-20，40],即减持发生日前 20 天和发生后 40 天，设定估计窗口为[-80,-21]，也就是事件窗口之前的 60 天。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持股比例超过 5%的原始股东减持影响因素和市场反应，选取2010-2019 年 A 股上市公司原始股东的减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根据减持行为发生时原始股东的身份将其划分为执行董事（董事兼任高管）、高管、非执行董事、监事、未担任职务的机构投资者和未担任职务的自然人股东，对不同身份原始股东的减持行为进行了分类讨论，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不同身份的原始股东减持的影响因素不同，担任董监高的原始股东减持多会出于公司经营情况和未来的发展前景考虑，未担任职务的机构投资者更多的是投机型减持，未担任职务的自然人股东是非理性的跟风减持。原始股东的减持比例会受到股权集中度、宏观经济指标和首发限售股解禁规模的影响，宏观经济向好，股权集中度更高，首发限售股解禁规模越小原始股东减持比例越少。
第二，不同身份股东的减持行为还会受到其他不同因素的影响，如：原始股东中执行董事、高管和非执行董事的减持比例会受到上市公司资金需求因素的影响，公司的资金需求越大，其减持比例越高；原始股东中的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减持还会受到公司估值水平的影响，其减持比例与公司估值成正比；除了未担任职务的自然人股东，其余原始股东的减持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成反比。原始股东减持影响因素的不同可能是由于其身份不同，原始股东中的董事和高管作为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参与者，其减持更有可能受到公司流动性的影响，对公司进行反哺；未担任职务的机构投资者出于短期投机套现的目的，在减持时不会过多的考虑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和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不会受公司估值水平影响选择套现落袋为安；未担任职务的自然人股东由于拥有的内部信息过少，并不会过多的关注公司的财务绩效和估值水平，在减持时多会受到公司其他内部人的影响，进行跟风减持。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