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毕业论文,本文以影视行业巨头华谊兄弟及其并购东阳美拉的案例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华谊兄弟并购溢价的成因以及与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由于华谊兄弟具备的市场影响力与行业代表性,且并购东阳美拉一案在影视行业溢价并购现象中颇具典型性,因此本文对华谊兄弟及其并购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理应可以一定程度上推广到整个影视行业。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里程碑。影视行业作为文化娱乐的先锋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群众收入以及人民业余生活幸福指数息息相关。中国是一个影视大国,有着众多庞大的影视机构和遍及各地的培训学院和机构,每年就有上万部影视剧搬上银幕和荧屏。中国还有十几亿的观众,这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因此,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影视行业的并购重组热潮始于 2014 年。为了推动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2014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同时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的改革意见,证监会于同年 10 月修订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这些新的规章制度从行政审批、财税办理及交易办法等多方面进行了优化,例如取消除借壳上市之外的其他并购重组情形下的行政审批,旨在推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并购重组,进而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充分发挥市场在并购重组中的资源配置作用。于是,在政策红利的刺激之下,各行各业包括影视行业出现了新一轮的并购热潮。Wind 数据库显示,2010~2015 年,影视行业并购案例数从 22 个增至 88 个,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8.01%;并购总额从 173 亿元增至 453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7.40%。2016年前三季度,影视行业并购案例数为 73 个,增速同比有所放缓,但并购总额高达 851 亿元。
伴随着新一轮并购重组热潮而来的,是各行业上市公司急速飙升的巨额商誉,影视行业也不例外。截至 2016 年底,上市公司商誉总额已突破万亿。并购重组过程中的高估值以及过高的并购溢价,成为巨额商誉的本质原因。过高的并购溢价并不完全真实地反应了被收购对象的内在经济价值,巨额商誉往往是企业进行利益输送和伪市值管理的工具。在收购企业完成某些特定目的之后,虚高的商誉出现大额乃至巨额的减值也就成为了必然结果。自 2016 年以来,上市公司计提大额乃至巨额商誉减值损失,导致经营业绩亏损的案例十分广泛,这一现象在2017 年之后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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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2.1 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影视行业中过高的并购溢价原因以及对于收购方日后商誉减值的影响。结合相关领域已有研究成果,并购溢价可能由委托代理冲突、过度自信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许多原因引起。并购溢价超出了被收购方的内在价值,虚高的商誉往往要求被收购方实现难以达到的业绩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虚高的商誉即并购溢价转化为风险,成为悬在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出现被收购方没有达到承诺的业绩等情况时,虚高的商誉也就随之崩塌,大额乃至巨额的减值损失将对企业经营业绩、中小股东及投资者利益造成巨大冲击。因此,我们预期一旦出现业绩承诺不达标等客观不利条件时,影视行业企业并购溢价将很可能提高收购企业日后的商誉减值数额,并购溢价越高,日后商誉减值的数额也就倾向于越高。为探索溢价原因并验证这一理论预期,我们开展了本文的相关分析与研究。
1.2.2 研究内容
建立在理论预期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影视行业巨头“华谊兄弟”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影视行业的一次典型溢价并购案例——华谊兄弟公司并购东阳美拉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对并购双方并购前的发展状况、并购中溢价的原因以及并购后华谊兄弟商誉减值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梳理这一并购案例的时间线路与逻辑链条,以期验证与回答我们的理论预期。1.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应用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心理学等相关基础理论,以华谊兄弟收购东阳美拉为例来研究影视行业并购溢价与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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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并购溢价与商誉减值的主题上,国内研究主要关注并购溢价与商誉减值分别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邓鸣茂和梅春(2019)的研究认为,高溢价并购形成的巨额商誉宛如一把悬在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会导致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企业高溢价并购的第二年会出现股价崩盘风险,商誉减值的第一年也会出现股价崩盘风险。刘喜和和王洁远(2019)指出,高溢价并购并不会提高企业的经济协同效应,相反溢价程度越高,经济协同效应越低,股票收益率的波动也就越大,因此必须建立事后追责制度,严惩上市公司利益输送行为。高榴和袁诗淼(2017)对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及其减值问题进行了探析,他们认为在政策推动下,“高估值、高业绩承诺”的溢价并购持续升温,而这背后潜藏着更大的盈余管理空间、失真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上市公司更不确定的未来业绩以及更难得到保护的中小投资者利益等多重问题,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和化解这些问题。刘超等(2019)的研究表明,商誉、商誉减值和并购溢价都与股价的崩盘风险有正向联系,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这一联系并不显著。杨威等(2018)年认为,商誉加剧股价崩盘风险主要源于并购中确认商誉较高的样本,即并购中支付高溢价的样本。
此外,国内还有部分研究将并购溢价与商誉减值作为两个独立的主题。对并购溢价的研究除了关注并购溢价的经济后果(股价崩盘风险)之外,并购溢价的成因也是另一个关注点。企业并购是希望通过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以及财务协同效应实现“1+1>2”的目的,但冯根福和吴林江(2001)研究了数百例并购案例,发现上市公司并购后业绩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不同并购类型在并购后不同时期内的业绩并不一致,溢价并购并不一定带来协同效应,因此协同效应就不能成为溢价并购的原因。董权宇(2006)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市场并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背景下,系统分析了协同效应与并购溢价的关系,他指出支付过高的并购溢价是因为合并主体对于协同效应的高期望,虽然实际上并不一定带来很显著的效果。潘爱玲等(2018)的实证研究指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管理的公司,并购交易中溢价率更高,说明高管个人品质可能成为溢价并购的一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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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主题的文献进行梳理与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在溢价并购与商誉减值主题的研究上,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溢价并购与商誉减值的成因,到二者的传导机制,再到最终引起的经济后果,都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学术讨论,这对我们充分理解溢价并购与商誉减值本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当前国内外的研究侧重点在于溢价并购与商誉减值的成因以及经济后果,对于这其中的传导机制研究较少涉及。多数研究将“高溢价并购 高商誉 商誉减值”这一思路作为自然而然的研究逻辑,但正如刘超等 (2019) 指出高溢价并购与高商誉并不能完全划等号,虽然二者高度相关。溢价并购也可能是收购标的具有足够的收购战略价值,这并不必然会引起商誉减值。因此,溢价并购对于商誉减值的具体影响,还应当结合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此外,国内外当前相关主题研究大多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在数理证据上具备充分的说服力,但由于实证数据覆盖面往往是非常大的,数理分析中使用的数据经常是全行业、全国性的统计数据。在大数据、实证分析方法之下得出的研究结论具有深刻的宏观政策借鉴参考意义,但要将这些结论直接应用到特定行业、特定公司却具有操作上的不可实现性。而当前国内外关于特定行业或者特定公司溢价并购与商誉减值主题的案例研究相对稀缺,理应增加这一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支撑实证研究已有结论,同时为广大个人投资者提供更具体、更易理解、更具操作性的投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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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12
3.1 影视行业并购溢价成因 .........................12
3.1.1 信息不对称.......................12
3.1.2 管理者过度自信.......................15
第 4 章 案例应用...............................24
4.1 行业与案例选择依据 .............................24
4.1.1 影视行业的特殊性........................24
4.1.2 本文案例的典型性..................24
第 5 章 应对影视行业不合理并购溢价与商誉减值乱象 ..................42
5.1 强化评估机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 ..............................42
5.2 完善公司并购各环节的风险机制 ......................42
5.3 监管部门强化商誉减值监督 ..................43
第 5 章 应对影视行业不合理并购溢价与商誉减值乱象
5.1 强化评估机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
在企业并购的过程中,确定并购标的的市场价值往往需要借助评估机构的专业工作。评估机构给予并购标的合理的估值,是并购企业支付合理并购对价的前提。但事实上,正如高榴和袁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