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毕业论文，本文依托不完全契约理论与控制权理论重新审视控制权配置，从综合层面考虑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造成的影响，并增加制度环境这一外部调节变量避免了只研究部分权利主体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及仅顾虑企业内部因素影响而导致的结果存在局限性。反向角度来说，本文通过内部控制有效性程度水平也反映了当前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是否需要进一步改善。为此本文在借鉴了内部控制五大目标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建造出一套系统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作为衡量其有效性的新方法。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目前世界范围内经济进展迟缓，局部地区出现经济增速回降，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西方国家的经济下滑致使金融市场正处于多事之秋使我国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的经济运转由于其特殊的体制因素许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要素成本控制及结构性改革的尚未完成令企业经营压力无法得到很好地缓解。加之美国针对我国采取的贸易打压政策，我国的出口经济又平添了多重阻碍。自上世纪 90 年代安然公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公司，其的轰然破产将企业的内部控制缺失问题逐渐暴露人前，我国的银广夏、郑百文等上市企业捏造财务数据对市场造成巨大损失，债券人及投资者的信心严重受挫，各类舞弊事件充分揭示了企业内部控制的失效及据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影响的恶劣，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对企业具体如何发展的要求势必更加严格。而内部控制正是被视为企业内部开展自我规划、及时自我调节，保持自我约束并作出事后评价的有效手段，企业究竟如何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确保其落在实处，真实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最大化地减弱市场风险是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在美国制定 SOX 法案，即萨班斯法案后，我们在内部控制方面的法律条文也逐步趋于完整。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与之关联的配套指导的发布，象征着一个完备的内部控制框架初步形成，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然则内部控制制度的拟定和实施必定无法免除来自企业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层意志的影响，所以研究内部控制是否能起有效作用时要考虑到企业的治理结构这一关键部分。所谓治理结构是企业追求业绩最优并达成有限资源合理分配，企业经营者遵照企业所有者的意愿承担信托责任的制度。为适应资本市场的快速成长，企业维持经营的过程中应保证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不完全契约使得股东具有剩余索取权的同时可实际上对企业事务进行决策，而股东出于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及时对外部条件的改变做出反应保持竞争优势的目的仅行使重大决策权而将多数决策活动交于董事会完成。而企业董事会聘用职业经理人将更详细的工作交由其完成，前者借助后者的专业知识及工作能力增加企业价值。通过合约的形式董事会保留部分决策权并对经理人实行监督，由经理人实际管理企业运营及人事任免，经理人不但是生产经营等内部活动的高层领导者也是企业开展外部活动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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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和框架
1.2.1 研究内容
本文根据当前的研究热点及实际背景选题，经过大量文献的查阅组织研究框架确定研究思路。在搜集筛选出深圳主板上市企业 2014-2017 年之间的数据作为样本之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的理想，通过定性定量结合之方式检验控制权配置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及制度环境是否有调节效应。本文首先表明研究的起因和具体方法，紧接着整合国内外学者的有关研究及其观点，然后对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阐释由此展开机理分析提出假设，最后以多种统计检验方法证明假设得出结论，根据结论反思研究不足并对企业治理提出建议。综上本文分为了六个章节：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说明当前企业控制权配置与内部控制进展现状及二者可能存在关联并且制度环境作为外因也影响着企业的内部管理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背景，并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分别解释本文的研究意义；然后明确了研究的内容和详细的框架结构，对本文的研究流程作了整体安排；最后提出研究方法及存在的创新点。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本文将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划分为一章，文献综述较为全面地梳理出国内外学者在控制权配置、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制度环境方面的研究成果由此将其分成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本文介绍了控制权其本质内涵及学者在控制权配置上的不同观点；在第二部分中，本文介绍了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因素以及内部控制的相关经济后果的研究；在第三部分二者关系中，本文从控制权层级的三个方面入手归类文献；制度环境上，本文关注了制度环境的含义及评价。在阅读整合文献之后，在第四部分本文进行了述评总结。而理论基础分为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两部分：首先对文章涉及的概念进行解释界定，然后再提出四个理论作为支撑对理论基础作了细致阐释。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结合前一章的理论基础及当前企业管理现实完成控制权配置的权利划分并剖析了每一种控制权配置模式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由此从控制权配置的三个层面并考虑制度环境作用开展机理分析提出三个变量间的关系假设。
第四章为研究设计。本章是实证分析前的铺垫章节，首先介绍了样本数据的来源以及筛选标准，接着定义了控制权配置、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制度环境的评价指标，对变量进行了充分说明，最后根据选取的变量设计出实证模型。
第五章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本文根据前一章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法生成得出具体指数。依次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企业治理结构情况和各个变量的平均值、中位数、最值与标准差，相关性分析探究两两变量的相干程度，回归性分析查验因变量与自变量及调节变量间的假设联系是否成立，稳健性检验确保多元回归结论的真实稳妥。
第六章为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本章是对回归结果作了整理，并依据结论提出从外部督促政府加快制度环境建设，从内部促使企业改善控制权配置并增强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建议，并在本文的研究不足方面做出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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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2.1.1 控制权配置的相关文献综述
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多元化经营的趋势必定要产生重大变化。当前企业中的主要问题已变成如何确保其以创造最高价值的方式运作。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企业控制权的配置情况，配置的恰当与否是企业治理的重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有限资源能否被高效利用。因此关于控制权内涵及其配置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热点而受到广为关注。
（1）控制权的内涵
自Berle及Means率先指出控制权这一经典概念解释了企业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这一现象。他们表示控制权掌握在可对董事会成员进行挑选的人或组织手中，而此种权利是凭借行使本身的法定权利或施加压力来达成的。而事实上在企业实地经营的过程中，控制权逐渐显现出其的可分割性与独立性并开始脱离所有权两权的维系越来越依靠契约。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企业的内涵更加复杂被视为一种契约的集合体凝聚着出资者、债权人、政府及雇员等多方的利益。据此 Jensen 和 Meckling（1976）[1]认为企业的控制权在除契约规定董事会可行使对经理层的监督权之外还应包括在日常运营活动中赋予经理层的决策权。然而受到信息的有限和不对称、不确定的交易以及人的不完全理性等方面影响，所缔结的契约难以将双方承担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做出完全透明地展示即体现出企业契约原本就存在不完备的局限。为了补充这一点，Grossman 和 Hart（1986）[2]指出可采用剩余控制权这一观点即将契约里部分无法事先判断充分说明的部分权利定义作剩余控制权。
Hart 和 Moore（1990）[3]又作了进一步扩充，企业控制权在明确的董事会及经理层所享有的日常监督权和决策权之外更应该纳入剩余控制权。虽然对其的界定较为困难无法在规章制度中清晰表现出来，但剩余控制权的影响往往更大，对企业管理经营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控制权定义逐渐明晰的同时，学者从其他角度继续对其包含的内容进行着不断的丰富。Tirole（2001）[4]表示控制权可进一步细分出名义与实际的区别，前者代表控股股东依靠所持股份来对企业事务做出各种表决，后者则被董事会和经理层所掌控通过自身的信息优势进行企业各方面工作决策。Blumberg（2011）[5]将控制权的概念扩大到了指导权，对企业的指导也归于在控制权的范畴。Chan,Faff 和 Mather（2017）[6]在 Tirole 所提理论中的实际控制权加以细化从董事会的监督、授权视角和经理层的提议、履行视角这两个角度得出了决策控制权由分摊企业剩余风险的一方所持有以及决策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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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概念界定
2.2.1 控制权配置概念
现代企业理论的思想视企业的实质是各种契约的组合而契约受到理性经纪人及交易成本的影响存在着天然的不完备性。Grossman 和 Hart 得此启发最先强调出合同权利可以分为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两种，契约的不完备性引发了剩余控制权的产生，而后者恰恰就是企业的控制权。Hart 和 Moore 充分总结了这一思想后正式发表了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得出只有拥有所有权才能获取所谓控制权，所以控制权是在企业所有者股东之中进行配置。Rajan, Zingales（2000）对控制权配置的范围作了扩充表示不单单是股东，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可以分享控制权。窦炜、马莉莉和刘星（2016）[105]支持这一说法，随着企业治理的发展，企业内部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多层次的治理结构，因而只考虑一方的控制权配置是不合理的，控制权的配置应该根据企业的多重治理结构进行。
依照最新的理论与当前主板上市企业治理现状，本文在考虑控制权配置问题时认为控制权的配置主要在股东层面、董事会层面和经理层层面三大层面中进行分别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