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整理了现有关于一带一路和包容性增长的文献及相关定义，深入了解了“一带一路”对共建国家的积极影响和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测算方法和评价标准；构建了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包容性增长指标的权重进行确定，并对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让众多国家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参与其中，实现贸易的大幅扩张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使得原先在全球范围内就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缺乏国际公共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因无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跟不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导致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收益分配不均衡，出现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现象（孟祺和朱雅雯，2023）；此外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在财富分配问题上的失灵，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正因如此，在过去几十年里，尽管经济全球化在快速演进，但是也让当前治理体系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放大，致使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遭遇较大阻碍。尤其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退出各种国际协定等“逆全球化”事件的发生都充分表明了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缺乏包容性这一现实（金碚，2017）。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水平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而正是由于不同经济体之间以及经济体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反全球化情绪，直接导致了逆全球化思想的兴起，因此如何将包容性增长纳入全球经济体系框架，探究和构建国家包容性增长新路径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话题（刘伟和王文，2019）。
中国在面对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非包容性问题，通过不断地探索与实践，于2013年提出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构建了一个更加包容、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体系，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十年间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响应和支持，成为推动不同经济体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截止到目前，已有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通过多个领域的深化务实合作，促进互联互通，共享发展成果，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新动力。
第二节 主要内容与研究框架
一、研究内容
本文旨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共建国家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机制，拟分为六大章，各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分为四节，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分析；其次介绍了文章的研究内容与思路框架；再次对主要目的与方法进行阐述；最后说明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这一部分主要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包容性增长以及“一带一路”与包容性增长这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分别进行归纳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总结。
第三章为理论机制及研究假说。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介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机制；第二节将重点放在贸易畅通这一方面，分析贸易畅通对共建国家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第三节补充分析其余四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共建国家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起到的影响作用；最后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第四章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现状分析及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测度。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现状；第二节测度共建国家包容性增长水平，首先借鉴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经济论坛（WEF）和胡淑兰等（2023）对于包容性增长水平的衡量标准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改进，然后使用熵权法对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测算，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撑；最后根据所测算出来的结果对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分析。
第五章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实证分析。本文首先使用多期DID模型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共建国家包容性增长水平的促进作用；同时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也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然后根据地理位置、法治水平、收入水平划分样本国家进行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增强基准回归结果的丰富性；最后选取了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对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机制分析。
第六章为结论与建议。首先对前文的实证分析所得的结果进行概括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提出可能的政策建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相关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访问中亚及东南亚地区时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一条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之路，它横跨亚欧非三大陆，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能源储备最多、发展潜质巨大的经济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的内涵、特征及发展成果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些西方学者总是带有偏见的将其视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Shannon Tiezzi，2014），认为中国将“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对外战略来提高其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Odintsov Nikita and Edward Luttwak，2012）。更有甚者将“一带一路”倡议看作中国意图领导新的世界秩序的手段（Clover Charles and Lucy Hornby，2015）。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一带一路”倡议在“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将新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目标融入其中，重塑了当代的“丝路精神”（蒲小平，2023）。“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古丝绸之路”名称的继承，延续了和平交往、共同繁荣的文化内涵，构建了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经济合作空间，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刘卫东，2015）。“一带一路”是消弭隔阂的重要桥梁，“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合作交流，塑造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共同体（郑雪平和林跃勤，2022）。“一带一路”倡议摒弃了国家地缘竞争的传统观念，构建了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模式，通过将不同国家的战略规划和各种利益诉求融入到框架，以此探索共建国家共同发展的最佳方案（蒲小平，202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已经扩展至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覆盖了五大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殷文贵，2023）。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并逐渐成长为一个现代化大国（宋周莺和刘卫东，2023）。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能为中国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能为其他参与国家创造新的机遇，从而实现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任保平，2022）。
第二节 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研究
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定义
包容性增长虽然早在2007年就被首次提出，并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到大量学者和国际组织的重视，但截止到目前国际上对其仍旧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概念定义。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将目前对于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有益于穷人的增长”，要重点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我们应该采取政策性手段帮助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时不掉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实现脱贫，过上有尊严的生活（Habito，2009；Besley et al.，2007）。包容性增长不仅要通过排除外界对于贫困人口的歧视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也需要加快低水平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缩小贫富差距（Klasen，2010；Felipe，2007）。Abhijit（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与益贫式增长很相似，它们都强调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都能够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获益，平等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从而尽快解决贫困问题。而国内学者认为尽管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耀眼成绩，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还是有非包容性现象的存在，并不是所有民众都平等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成果，对有些贫困和弱势群体来说，甚至于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分享到增长成果（杜志雄等，2010）。而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减贫新模式，可以从社会流动和自生能力两个方面入手缓解两类制度性贫困，与经济增长一道共同解决贫困问题和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文雁兵，2014）。
第二种观点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社会群体可以消除贫困、性别、地区等各方面的不平等，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从而使所有成员都能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成果（Ali and Zhuang，2007；ADB，2007）。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经济收入方面的不平等，像教育、社会、家庭、等非收入方面的不平等也会使人们面临机会、资源以及福利分配的不平等，最终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Rauniyar and Kanbur，2010）。因此，我们需要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不仅让社会群体平等地获得了发展机会，更为社会群体创造了来自教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机会（Ali and Hyun，2007）。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的就是希望不仅仅只有少数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都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McKinley，2010）。该观点认为除了强调机会均等，包容性增长还有效缓解了居民贫困，同时也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