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通过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中，深入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影响渠道，并基于2010-2019年256个城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等，定量评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入世以来，我国以经济全球化为发展契机，以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和政治制度优势为依托，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为主要贸易方式，实现对外贸易规模快速扩张，并在此过程中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近年来，随着世界形势深刻演变，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遇严峻挑战，我国通过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构筑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的空间越来越小。在国内，依靠人口红利及资源优势实现对外贸易的粗放式飞速发展，以牺牲贸易质量为交换的海量贸易数额导致对外贸易发展长期固定在低端嵌入模式，既无法摆脱低端廉价的“国际刻板印象”，又无法实现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还导致我国部分产业长期陷入“价格陷阱”和“创新困境”，并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资源配置效益不足和价格结构性失调现象问题。可见，依靠过去传统的人口红利或者资源赋能等方式已经无法给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动能。因此，必须依靠产生的新动能，其中就包括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技术的基础核心，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研发、提升协同能力、提高生产效率等一系列新优势提升我国产业的内在竞争力。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显示，2018-2023年我国加工贸易比重依次为27.46%、25.2%、23.8%、21.7%、21.2%、20.7%，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一般贸易比重依次为57.8%、59%、59.9%、61.6%、61.9%、62.4%，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对外贸易方式不断优化，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但是转变速度比较缓慢，出口结构升级任重而道远。因此，在中国对外贸易正在经历增速换挡期和结构转型期的背景下，如何保障我国外贸稳定增长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推动我国出口贸易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当今学术界和决策层重点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框架已日益完善，并形成颇多成熟的研究结论，主要集中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指标构建、测算、影响因素等方面。
（1）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指标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是用来反映一国(或地区)的某产业出口商品结构，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的出口复杂度越高,该国(或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就越高，并且该指标也能反映出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相应位置。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指标构建和测度的相关研究，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贸易数额和贸易价值两种维度来研究一国出口产品技术层面的演变。
在探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指标测算时，考虑国内外因素对一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影响至关重要。戴魁早（2017）的研究强调了贸易数额与国内经济状况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是将贸易能力和国内收入水平作为衡量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一观点得到了Lall等（2006）的理论支持，他们通过对不同国家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通常能够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出口产品。在此背景下，Hausmann等（2007）首次尝试使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量化特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种方法因其简洁性在学术界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并被李俊青和苗二森（2018）、Su（2020）和Ma（2022）等研究者应用于不同国家和行业的研究中。然而，Xu（2007）指出，这种方法未能充分考虑进出口产品间在质量方面可能出现的巨大差异，以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个国家企业或产业在对外贸易中的实际利得和比较价值优势。而Hummels等（2001）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分工深化的背景下提出了使用贸易价值分解法的研究见解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分析全球投入产出表，他们能够计算出口产品的国外增加值，并揭示了全球价值链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复杂性。Koopma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来源国的分析，以避免重复计算，并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精度。
第二章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分析
2.1理论模型构建
本部分借鉴卢福财和金环（2020），把出口技术复杂度引入消费者CES效用函数中，同时借鉴苏丹妮和盛斌（2018），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融入生产者生产率函数和固定投入效率函数中，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模型，并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作用的理论机制。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智能化技术革新的推动效应，可能也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整体来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智能技术革新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提高经济主体对于技术革新的主观认可度，以提高经济主体的整体效益，进而推动对外贸易产品的技术升级。毛其淋（2019）认为，技术革新是驱动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决定因素，能够显著的作用于国家或地区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于经济主体提升自身智能化技术革新的激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融合与升级作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有别于传统的技术形态，低准入门槛和高监管标准的数字营商环境设定，使得更多的中小微主体不断加入，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市场活动呈现多样化。较大市场主体为维护行业地位，一定会加强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提升自身技术革新。而中小微主体在享受到同等资源的同时，为避免自身不被淘汰也定会提高自身的技术革新，整个市场环境呈现出不断加强自身技术革新的良性循环。第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跨界融合与协同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技术水平的对接，拥有先进生产技术的国际经济主体与国内市场进行业务需求交接的同时，有助于国内经济主体了解自身不足，并针对性的进行研发活动，提高自身智能化技术革新能力，以便更大程度上对接国际业务，扩大自身业务范围。上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市场经济主体对于技术革新主观认可度的提高，能够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2.2影响机制分析
2.2.1智能化技术革新的推动效应
随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智能化技术革新正在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这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5G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广泛部署，为经济主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能力、互联互通性以及自动化水平，从而大幅度提升了智能化技术革新的潜力和实际应用效果。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推广和应用，为智能化技术的研发和落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广泛应用，这在促进产业智能化转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5G网络的广泛部署极大提高了数据传输速度和可靠性，这不仅为物联网设备提供了高效的通信能力，还为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实时性和互动性的保障。这种改进使得经济主体能够更加灵活和高效地采集、处理和分析数据，促进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产品服务的个性化定制。同样，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得益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这不仅加速了算法的创新和优化，还使得智能制造、智能物流等智能化应用成为可能，较大提高了经济主体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物联网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连接各种设备和传感器，收集和交换数据，为智能化技术的实际应用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来源。这些数据在经过人工智能的分析和处理后，可以用于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因此，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不仅为智能化技术革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和数据基础，也为经济主体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创造了更多可能，缩小了新型数字技术之间的差距。通过这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可以有效促进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加速整个经济体系的智能化技术革新与应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的全面提升。
第三章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现状 .................... 22
3.1 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 ........................... 22
3.1.1 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整体发展状况 ..................... 22
3.1.2 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布.......................... 24
第四章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证分析 ............ 35
4.1 研究设计 ........................... 35
4.1.1 模型构建 ..................................... 36
4.1.2 指标选取 ...................................... 38
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54
5.1 研究结论 ........................ 54
5.2 政策建议......................... 55
第四章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证分析
4.1研究设计
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宽带网络的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稳步推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为适应当前新型应用模式发展的要求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