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企业行为分析框架。从数字化变革可以降低企业信息获取成本入手，将信息成本和产品质量引入 MO 模型，推导出市场进入效应和产品差异效应作用于企业生产函数的渠道，计算出技术扩散和产品差异效应门槛值并提出主要假说。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经济模式，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各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争取国际社会话语权的制高点（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2008 年金融危机致使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和结构变革时期，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复苏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曹正勇，2018）。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纷纷制定了以数字经济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应用集成创新、数字经济转型等战略举措。2016 年 G20 峰会首次将“数字经济”确定为经济突破转型，技术创新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据《2019 年全球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数字经济贡献了全球 34.7%的 GDP，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新动力已成为普遍共识，数字经济时代新篇章已经开启。
数字经济主要表现为信息技术革命在经济活动中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应用，它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马建堂，2018）。在数字经济时代，新的技术范式催生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共存为特征的数字技术革命将重构经济社会生产交易的时空边界，系统改变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结构，促使企业要素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经营成本发生改变，在全面释放企业创新活力与竞争能力的背景下，现有的市场空间与市场能力理应得到大幅扩张。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的深刻发展和广泛应用，产业结构和组织模式不仅发生了现代化的转变，而且网络空间和创新资源配置功能也得到相应的拓展（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为此，我国应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和需求，利用市场优势、人口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进行本土化创新，坚持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发展等行动计划，充分挖掘数字经济下技术应用潜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提供保障。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技术追赶甚至超越的重要战略机遇（张新红，2016；林跃勤，2017）。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测算，至 2030 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数字经济大国，数字化产出将贡献 80%的生产总值，届时数字经济时代将全面开启。
表 4-2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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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正处在现代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转型攻关期，从制造强国向质量强国转变，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从技术追赶向技术超越转变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的关注焦点。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可以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已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议题。杨佩卿（2020）在研究中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新型经济形态，是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数字化产出规模已达到 37 万亿元，位列各产业增速第一，提供了近 2 亿个就业机会。我国的经济实践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新的生产模式与消费需求，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极大地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推动各个经济产业的整合升级。发展数字经济是增强市场活力，改变经济疲软现状，实现高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是提高贸易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选择。
国家通过顶层设计引领数字中国建设。2015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进一步强调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这是实现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举措，并提到“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加速其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过程，利用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 年 10 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探索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型商业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数字经济可以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选择，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提供强大动力，“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数字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期，引领数字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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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数字经济
2.1.1 数字经济的内涵及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技术开始在经济社会范围内广泛应用，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随之而来。在这一背景下，Tapscott (1996)创新提出 “数字经济” 概念，他认为不同于传统经济，新经济以虚拟方式而非实体方式存储信息，信息存储和传递方式的变革诞生了新的生态经济模式，因此数字经济基本等同于新经济。之后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对数字经济加以定义。何枭吟（2011）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作为基础要素，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前提，以数字化方式呈现生产消费各个环节的一种新经济形态。陈晓龙（2011）也提出信息化深度发展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数字化改造可以具体应用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活方式等方面。逄健和朱欣民（2013）在研究中指出数字经济是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实现交流、合作、交易的数字化。Knickrehm et al.(2016) 则认为数字经济应包括所有和信息技术应用相关的产出，其中信息技术主要用于改造数字设备、生产要素投入环节以及组织管理结构。Bukht & Heekas（2017）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数字领域，包括硬件制造、软件和 IT 咨询等相关行业；第二层是数字经济，包括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和平台经济；第三层是数字化经济，包括受到信息技术影响，正在进行数字化变革的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经济结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将数字经济分为以通信信息产业为主基础部分和以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改造的传统经济融合部分。张于喆（2018）在研究中指出数字经济主要以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核心在于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目的在是优化决策信息分析方式，实现供给和需求的精准匹配，实现生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重构产业结构和市场竞争格局。李春发等（2020）对其内涵进行进一步概括，即数字经济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技术范式，核心在于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引导实体经济完成数字化变革，是一种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目前被官方文件、重大会议和学术界广泛采用的数字经济定义是在 G20 杭州峰会上签署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所指出的，即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准确科学地阐释了数字经济的核心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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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出口绩效
2.2.1 出口绩效主要测度方法
在分析国家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时发现，企业为保持盈利，需生产出技术含量和产品设计带有异质性的产品，这类活动统称为产品升级（卢福财和金环，2020）。进一步，学者们将产品升级划分为横向升级和纵向升级，其中横向升级是指从生产简单商品向复杂商品的转变，侧重于分析计算产品的技术含量，常用技术复杂度表示（李小平等，2018；马盈盈和盛斌，2018）。而纵向升级是指产品种类不变，增加其质量和附加值，侧重于表示产品的质量水平，一般用产品质量表示（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苏丹妮等，2018）。出口产品质量宏观意义上反映了一国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潜力（Feenstra & Romalis，2014），微观层面上标志着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作为度量产品垂直差异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出口产品是否摆脱了“低端锁定”困境，是否使得企业出口从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是衡量一国出口绩效的代表性指标（许和连和王海成，2018）。因此，出口产品质量可以更好地分析中国出口产品是否实现了低端到高端的转变，从产品纵向视角考察数字化变革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
2.2.2 出口产品质量相关研究
出口产品质量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点话题。中国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下，企业凭借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但技术能力和生产条件的制约很大程度限制了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同时只重视贸易规模，不注重产品质量的生产模式使得我国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出口高质量产品依旧是企业在未来发展中的首要任务（汪建新等，2015）。然而，随着中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别国的贸易摩擦呈现加剧趋势（张先锋等，2018）。2018 年以来，中美两国之间也就大额贸易逆差，高端产品不断涌入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Amiti & Freund（2010）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目前出口产品种类在不断丰富，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已接近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目前两者的重叠率已高达 85%（Kiyota，2010）。因此，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实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