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关于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和泰国的双边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第一，创新中泰贸易合作方式，寻求贸易新增长点。根据第三章贸易规模的分析结果可知，深化中泰贸易合作水平，不仅面临当前中泰两国双边贸易具有增速慢且波动大、贸易失衡状况，还包括日本长期深耕泰国经济给中泰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化带来一定竞争压力，同时，泰国也面临来自印尼、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压力。第四章中贸易潜力测算结果表明中泰两国贸易仍有较大贸易空间可挖掘，因而，为了更大程度地拓展中泰贸易合作空间，挖掘贸易潜力，中泰两国要合力创新贸易合作方式，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中国和泰国是亚洲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两国地理位置相近，贸易往来频繁。建交 45 周年来，中泰两国政治互信水平不断提升，文化交流互鉴不断加深，双边贸易关系稳步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效显著。同时，中泰两国同为重大国际组织成员，如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又加上两国同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涵盖人口最多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两国双边贸易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自 2013 年起，中国连续多年在泰国对外贸易伙伴国中位列第一位，双边贸易规模稳中有升。从 1975 年到2019 年，中泰两国双边贸易额从 0.25 亿美元增加至 917.54 亿美元，增长近 3670倍。中泰两国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增长态势的持续向好，为两国继续深化贸易合作、扩大贸易规模注入了强大动力。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持续深化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全方位推进、泰国 4.0 战略的提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新签署，都为两国扩大贸易规模以及深化贸易合作水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然而，当前全球经济面临重大下行风险，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引发贸易摩擦频发，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加大，都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抑制全球贸易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尤其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深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贸易市场严重低迷。疫情防控下各国的全面管控战略措施，对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都产生了巨大冲击，更对本就呈低迷状态的全球货物贸易造成了严重打击。又加之中泰两国在双边贸易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贸易发展不平衡、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带来的贸易竞争性等问题，给两国持续健康稳定的双边贸易关系蒙上了阴影，为中泰双边贸易的继续深化合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图 3.1：2003-2019 年中泰双边贸易规模趋势图（以泰国为报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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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一、关于中国和泰国贸易的文献研究
随着中泰两国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不少学者展开了对中泰贸易的研究。陈燕武和谢晓冰（2013）测算了中泰两国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发现中泰两国产品出口上相似度高，产业内贸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邓洲（2016）研究发现泰国对中国所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层次较低，以利用自然资源型和对劳动技能、技术要求低的初级产品为主，而自中国进口贸易商品中，以重化工产品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姜鸿，杜滢等（2016）基于 2007-2014年中泰两国的贸易数据，计算了相关贸易指数，发现两国在机电产品上有竞争性，在农产品、矿产品等方面存在较大互补性。周昌仕、姚芳芳（2018）运用贸易指数分析了中泰水产品，指出两国水产品贸易上存在互补性，但在国际市场上两国水产品同样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张雅，李捷（2018）实证研究发现中泰两国农产品尚有贸易空间待开拓，认为两国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发展。柴晓卓（2016）通过实证发现中泰两国在不同类别农产品各具优势，在农产品出口上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郑国富（2014）通过对 1975-2013 年中泰两国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中泰贸易中竞争性商品所占比重高，并指出两国贸易存在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泰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层次低等问题，认为两国应优化贸易格局，提升贸易效率。
二、关于贸易潜力的文献研究
现有国内外文献中，对于贸易潜力的分析所选取的计量模型以传统引力模型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为主。
（一）传统引力模型
国内外关于运用引力模型来研究国家间贸易影响因素和衡量贸易潜力的研究文献颇多。Tinberger（1962）最早运用引力模型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后经西方学者不断改进（Helpman,1987；Anderson,1979；Bergstrand,1985；Linnemann,1993等），丰富了引力模型内涵，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国家间贸易影响因素和衡量贸易潜力。Rahman（2009）利用引力模型研究了澳大利亚与其贸易国间的贸易潜力，实证得出澳大利亚与俄罗斯、新加披、阿根廷等国家有较大潜力值。李亚波（2013）基于 1992-2011 年的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数据，采用引力模型研究发现中智两国双边贸易潜力较大，尚有较大拓展空间。陈志勇、刘燚爽（2018）研究了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的提高，能显著扩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流量。金缀桥（2015）通过引力模型研究了中韩贸易，结果表明两国间贸易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崔健、刘伟岩（2019）通过相关贸易指数计算和引力模型实证结果，发现日本与东北亚国家间具有巨大型贸易潜力。袁晓楠（2019）通过引力模型实证结果，得出中国与大部分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潜力都属于潜力开拓型，尚有较大贸易潜力空间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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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
第一节 国际贸易理论
随着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相继诞生了一系列的国际贸易理论。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梳理了以下几点贸易理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1817）提出，该理论认为不同国家间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在于各国所生产的不同产品在劳动生产率上存在相对的不同，每个国家应生产和出口比较优势产品，进口比较劣势产品。此理论虽然解释了贸易产生的缘由，但其自身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该理论假定劳动是投入生产过程的唯一要素；仅从供应方面分析了贸易可以使两个国家获利，没有考虑需求因素；无法解释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的原因等。尽管存在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其古典贸易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为自由贸易政策奠定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比较优势理论为文章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虽然中泰两国经济实力、工业水平、科学技术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差距，但是由于两国自然禀赋等条件的不同，中国需要从泰国进口本国相对劣势的产品，向泰国出口本国优势产品，而泰国也是如此，因而深化中泰贸易合作前景依旧广阔。
二、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由赫克歇尔和俄林相继创立，该理论打破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把劳动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假定，认为在其他生产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某国应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该理论丰富了比较优势理论，为后来贸易理论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国际贸易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也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如无法解释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
中泰两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既体现在自然禀赋上的差异，也体现在技术、资本、劳动力等方面的差异。在自然禀赋上，两国自然资源的差异使两国在贸易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互补性。如泰国盛产热带水果，而中国盛产温带水果；泰国境内矿产资源丰富，而中国随着前期工业发展的消耗、国内需求的增加，则需要从泰国进口矿产资源。在资本资源禀赋上，中泰两国虽都为发展中国家，但是两国在发展水平上已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经济现已进入新常态，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生产趋向智能化、专业化，拥有相对先进的技术水平和雄厚的资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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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泰贸易环境对比分析
一、中泰两国对外贸易政策对比分析
（一）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新中国成立 71 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7 年）：实行进口替代的贸易保护政策。建国初期，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实行贸易管制和贸易保护。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陆续颁布一系列外贸管理法令，对各类外贸经营主体、进出口商品许可、外汇管制等作了相关规定，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为特征的对外贸易发展体制。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发展通过进口工业发展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来提升我国工业水平，对国内生产水平尚不能生产的技术设备等采取低关税或免税政策，而对消费品实行高关税政策以达到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因而，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较慢，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
第二阶段（1978-2000 年）：在 1978-1991 年，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鼓励相结合的开放贸易政策。即对缺乏贸易优势的资本或技术含量低的商品实行进口替代政策，而对具有贸易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实行出口鼓励政策。1978 年改革开放的实行，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新动力，提供新机遇。这一阶段的贸易政策，改变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外贸商品经营权等下放给各地方与生产企业，推行了自负盈亏的外贸经营承包责任制度，减少相关计划性指令文件，实行税收优惠与出口退税等政策，积极鼓励出口；在 1992-2001 年，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政策。1994 年，颁布《对外贸易法》、《出口货物退税管理办法》等贸易管理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了我国外贸市场；对接国际贸易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