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从多边和区域层面分析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核心议题。在 WTO 框架下关注和争论的核心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壁垒和数字贸易规则，但由于各方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在数字贸易的关税问题、数字产品的定性问题、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等众多问题上分歧巨大，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多边层面尚未形成有效规制全球数字贸易的正式规则，滞后于数字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数字经济时代，贸易经历着“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作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初级形态和重要组成部分，跨境电子商务推动着国际贸易的快速转型和蓬勃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兴起于世纪之交，亚马逊和 eB ay 于 20 世纪末登陆欧洲市场，标志着跨境电子商务正式登上世界舞台。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全球物流网络的铺设，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投身于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在全球贸易活动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疫情之下，新冠肺炎大流行影响了国际贸易正常往来，跨境电子商务独特的平台优势日益凸显，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背景下逆势上扬，拉动全球经济创新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球贸易电商化成为国际贸易的显著特征，数字贸易仍将维持高速增长，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全球数字贸易在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趋势下应运而生，是跨境电商发展的高级贸易形态，为数字经济注入新鲜血液和发展活力。关于数字贸易的定义与内涵，世界贸易组织、OECD、欧盟等国际组织都曾作出规定，随着数字贸易的不断发展，数字贸易的定义和内涵也在不断的补充和扩展，成为一个动态的概念。本文对马述忠等（2018）的数字贸易概念进行补充和修订，认为数字贸易是以数字化平台为载体，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有效使用，实现实体货物、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精准交换，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型贸易活动，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拓展、延伸和迭代。
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紧密相连，有利于深化国际分工，推动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加速贸易自由化进程，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和重要发展机遇。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由于其虚拟化、网络化和平台化的特性，传统贸易时代下货物和服务泾渭分明的边界不复存在。针对货物和服务的无界化趋势，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难以解决数字贸易诸如规制原则、分类体系等一系列基础问题，数字贸易对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和监管执法形成有力冲击和严峻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合理规范的数字贸易规则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为数字贸易高效顺利发展提供有力基础和关键支撑，促进各国贸易的合作往来和互利共赢，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动构建国际贸易新格局。因此，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提上议事日程，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订与重构成为国际新一轮贸易谈判和规则竞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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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内容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有必要在多边、区域和国家层面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作出全面审视。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过程中，博弈与合作并存，各方在谈判博弈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合作关系。因此，本文首先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进程做了全面梳理，分析谈判的核心议题及其隐含的政治博弈，接着构建理论分析模型，研判各国潜在的伙伴关系和影响因素，预测未来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格局。
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核心议题方面，本文聚焦于 WTO、APEC 两大重要国际组织的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进程，引入机器学习和文本挖掘方法，运用动态主题模型，对数字贸易文本进行多维度的特征识别与信息抽取、主题识别与演化分析，梳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核心议题和关键词，描述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关键词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和演化规律，总结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核心议题及演进趋势。在此基础上，从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壁垒和数字贸易规制等方面，深入剖析美国、欧盟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和潜在的政治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各国可能确立的合作关系。
针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伙伴关系选择问题，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立足于政治博弈观点，基于标准贸易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构建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伙伴关系选择的理论模型，推导分析数字贸易条款得以签署的条件和影响因素。接着，利用世界上 62 个主要数字贸易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数字贸易条款得以达成、各国形成谈判统一意见、从而形成谈判伙伴关系的条件和影响因素，并进行异质性分析，探讨北-北国家对、南-北国家对和南-南国家对达成数字贸易条款的影响因素异同，以及不同政治因素和数字贸易限制因素的影响差异。进一步的，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预测未来各国签署数字贸易协定的可能性，研判各国潜在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合作伙伴。
图 3-1 DTM 模型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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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数字贸易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的挑战
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得到了如火如荼的发展，跨境交易优势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日益凸显，拉动全球经济创新增长。在世界外贸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依然保持着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新引擎（Kauffman & Walden，2001；来有为和王开前，2014；施炳展，2016；郭四维等，2018）。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产物，跨境电子商务在贸易成本、交易模式、潜在风险等方面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传统的国际贸易监管原则呈现出一定的不适用性。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受到冲击和挑战，亟待补充调整和完善。
在贸易成本方面，跨境电子商务可以显著降低地理距离带来的贸易成本，一定程度上导致“距离的死亡”（Freund & Weinhold，2004；Blum & Goldfarb，2006；Lendle et al.，2016；Kim et al.，2017；马述忠等，2019），但又会带来快递物流、在线支付和语言差异等新贸易成本（Gomez-Herrera et al.，2014）。在交易机制方面，跨境电子商务依托的网络平台机制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如付费搜索广告（Ghose & Yang，2009；Jeziorski & Segal，2010；Blake et al., 2015）、定价机制（Gorodnichenko & Talavera，2017）、反馈机制（Li，2010）、信任机制（Mahmood et al.，2004）、消费者拍卖机制（Einav et al.，2013）等，卖家声誉问题（Blake et al., 2015）和信息不对称问题（Lewis，2011）日益凸显。在潜在风险方面，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受到汇率变动、信用风险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较大，计算机技能、教育、国籍、宗教等个人微观因素同样会造成影响（Valarezo et al.，2018；马述忠等，2019）。
表 3-1 WTO 部长级会议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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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边层面：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受阻
在多边层面，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受到多方因素制约，尚未形成实质性进展。Weber（2015）、龚柏华（2016）、周念利等（2018）等学者普遍认为，WTO 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规则缺乏进展，无法满足日新月异的数字贸易发展需要。屠新泉和蒋捷媛（2018）认为国际规则谈判缺乏全局性的共识，要积极构建跨境电子商务eW TO 规则。截至目前，WTO 尚未形成有关数字贸易的综合贸易协定，仅通过零散的条约规制数字贸易运行。WTO 框架下的 GATS、GATT、ITA、TRIPS、TBT 等协定涵盖了数字贸易的一些方面，很多学者对其适用性进行了探讨（Mattoo，2008；Burri，2015；Rachel et al.，2017；张茉楠，2018），并从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措施、贸易便利化等角度分析了现有 WTO 协议的局限性（Mark，2017）。李墨丝（2017）则分析了WTO 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是电子商务定性、分类、模式等基础性问题难以解决，二是成员各方利益诉求和观点尖锐对立。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订面临着数据垄断问题（Stucke & Grunes，2015；钟伟，2020）、数据本地化问题（Azmeh & Foster，2016；李海英，2016；苏珊，2017；伊万和白树强，2018）、数据主权与安全问题（石静霞和张舵，2018；张茉楠，2019）亟待解决。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因素和价值文化观点的分歧使谈判矛盾加剧，进一步增加了谈判难度（柯静，2020）。
由于数字贸易的全球性和无边界性，在全球范围内对数字贸易实施监管已经达成共识。以多边路径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既是遵循国际法治理的应有之义，也是数据无边界属性的客观要求（林福辰和杜玉琼，2020）。但 WTO 是否是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理想场所，现有文献观点不一。主流观点认为，WTO 有能力应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进程中的机遇和挑战，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有望在 WTO 规则框架下早日实现（Meltzer，2016；龚柏华，2016；周念利等，2018）。然而 Pierre Sauvé（2000）、徐苑琳和孟繁芸（2018）认为 WTO 不是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理想平台，各方争执和冲突的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