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我国 31 个省份 2008~2018 年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 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检验和广义矩估计法展开全样本实证检验和分地区差异性检验,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对 OFDI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影响的其他因素。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13 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随后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鼓励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OFDI),并逐步建立了企业境外投资服务体系。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从投资流量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的规模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商务部统计,2018 年我国对沿线国家 OFDI规模达 184.33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 OFDI 流量的 12.89%;从投资范围来看,随着加入“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国家数量的增长和中国境外投资服务体系的日趋完善,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2018 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4 个国家均开展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可以看出,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在对沿线国家的 OFDI 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同时,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合理健全的产业结构的支撑,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升级可分为两个角度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就产业结构高级化角度而言,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处于一个持续调整与优化的过程之中,表现为具有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自2013 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2018 年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为 52.1%,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就产业结构合理化角度而言,通过对落后产能的调整及制造业的升级等一系列举措,目前我国三类产业的聚合质量不断提高、协调程度不断增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提高了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我国经济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国内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显动力不足,同时也面对着日益严峻的外部国际环境,亟需寻求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本文就我国对“一带一路”—这个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区域的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展开具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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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本文研究目的是明确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揭示其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拟通过理论研究结合实证分析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回答。问题一: 我国对“一带一路”家 OFDI 是否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二: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如何,其中 OFDI 产生哪些具体效应?问题三: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作用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有哪些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目标,本文的研究内容可划分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OFDI 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机制的理论研究。本文通过梳理关于 OFDI 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经典理论和现有研究文献,从理论层面明确 OFDI 是否会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并分析 OFDI 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渠道,结合对各个渠道中 OFDI 产生的具体效应加以概括,最终归纳出一个一般框架下 OFDI 作用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
其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及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研究。本文整理并分析相关数据,对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现状以及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加以概括。并基于对上述数据的统计分析,对两者间的关系做出一个初步假定。
其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本文基于2008~2018 年中国 31 个省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构建实证模型,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作用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及影响 OFDI 吸收能力的具体因素。此外利用分区域实证检验的方法探索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性。
其四,结论和政策建议。通过对理论分析及实证分析的结果的整理,得出最终结论。回答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明确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并指出主要影响因素。同时,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就如何更好发挥对“一带一路”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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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国外有关 OFDI 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
2.1.1 国外关于 OFDI 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 OFDI 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前中期。赤松要(1932)创立雁阵模式,其理论内涵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将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有机结合,在此过程中学习、模仿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与经验,获取知识溢出,进而来推动本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并最终提高生产能力。小岛清(1978)基于此理论,并结合对日本跨国公司 OFDI 的经验总结,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其主张一国开展 OFDI应从母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开始,将其投入同类产业尚不完善且具备发展潜力的东道国,进而利用比较优势来赚取利润,此过程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小泽智辉(1992)通过研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 OFDI 数据,发现了国家发展程度间的差异性以及产业间的关联性为发展中国家通过 OFDI 来向发达国家进行学习、追赶提供了机会,进而发展中国家通过 OFDI 可以使本国产业结构实现升级。Dunning(1992)通过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 OFDI 模式和特点,提出相比于企业自身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的创造型资产,企业通过 OFDI 可以获取战略型资产从而构建独有的竞争优势,这对于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有着一定的实际价值。Fosfuri 和 Motta(1999)通过设计一个双寡头竞争的古诺模型来分析技术并不相对领先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在发达国家附近设立如子公司等形式的分支机构来获取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模式,从而获取技术溢出,进而促进国内生产技术的提升。Denzer-Schulz(2015)研究发现本国企业在外国市场设立分支机构,通过吸收高素质劳动力、以及国外市场中先进技术企业经营过程产生的正外部性来获取国外先进知识与技术并应用于国内的生产,进而在国内市场上具备行业领先地位,为本国同产业的其他公司提供一个模仿和学习对象,进而会带来该产业总体生产水平的提升。即 OFDI 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的示范作用来促进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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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有关 OFDI 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
2.2.1 国内关于 OFDI 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研究
(1)国内学者关于 OFDI 动机的研究
冼国明和杨锐(1998)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构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开展 OFDI 活动是基于通过 OFDI 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积累进而在国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战略选择。马亚明和张岩贵(2003)通过构建一个 OFDI 双向技术溢出模型,将技术扩散作为研究视角,其认为相对技术落后的跨国企业进行 OFDI 是为了在地理上靠近先进跨国企业进而分享先进技术扩散的好处,而不是为了利用已有的优势,从而在理论上阐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 OFDI 的经济合理性。曾剑云和刘海云(2008)在 Fosfuri 和 Motta 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两国双寡头古诺模型,并将技术溢出本土化和企业的自主研发活动纳入分析框架,来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做出解释,其认为无技术优势企业 OFDI 是基于交换威胁战略和技术寻求动机。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将中国企业的 OFDI 按照不同的投资动机划分为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并且发现不同投资动机的 OFDI 对母国技术升级影响作用也不同:技术寻求型 OFDI 显著促进了中国的生产技术,而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 OFDI 则对生产技术有负向效应。史恩义和张瀚文(2018)从 OFDI 影响出口贸易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 OFDI 的动机,发现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 OFDI 均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负向影响,而技术寻求型的 OFDI 则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
(2)OFDI 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机制的研究
赵伟(2006)研究证明中国的 OFDI 尤其是对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产生较为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推动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归纳出中国 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四个传导机制即:研发费用分摊机制、研发成果反馈机制、逆向技术转移机制以及外围研发剥离机制。尹华和朱绿乐(2008)认为中国的技术获取型 OFDI具备主体特征,即 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层面发生作用,且企业常通过四个途径:模仿跟随效应、联系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及平台效应获得 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陈菲琼和虞旭丹(2009)总结了中国企业 OFDI 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反馈机制,得出四种主要的反馈途径——海外研发反馈途径、收益反馈途径、子公司本土化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