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分析了非洲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并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以研究非洲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方式。Melitz（2003）提出的异质性模型中揭示了生产率将影响企业能否参与出口市场进行出口，因此，产品层面一国出口扩张有两个边际，一是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即扩展边际，另一种是则为原有产品数量的增加，即集约边际。本文使用 Feenstra 指数对非洲对中国出口扩张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厘清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对于非洲向中国出口扩张的贡献。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非洲向中国出口规模日渐扩大
中国积极促进中非双方经贸合作与贸易往来，取得了众多显著的成果。中非双方坚守着追求经济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共同发展诉求，不断深入开展友好合作，使中非合作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样板乃至国际合作的典型代表。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主要由中非贸易和中国对非援助两部分构成。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非关系在中国与非洲的共同努力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中非双方不断拓展合作领域。进入 21 世纪后，中非合作论坛在中非双方的共同倡议下应运而生并得以良好的保持。中非合作论坛是“南南合作”框架下的集体对话机制，在带动、引领经贸合作的同时明显拓宽了中非双边合作领域，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与非洲的政治互信，深化了双边关系友好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将中非双边友好合作推上新高度。
中国与非洲的贸易规模日益扩大。数据显示，1950 年，中国与非洲双边贸易额为 1214 万美元，这一数值在 1960 年增长至 1 亿美元。就发展阶段而言，两者均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的阶段，表现出了巨大的贸易发展潜力。中非贸易增长势头迅猛，2000 年中非双边贸易额破百亿美元，2008 年攀升至 1068 亿美元，其中非洲向中国出口 560 亿美元。在过去 20 多年内，中非双边贸易额大幅增长的同时，非洲对中国的出口显著增长。1992 年，非洲向中国出口额为 12 亿美元。2018 年，非洲对中国出口上升至 992.8 亿美元。近年来，非洲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局面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非贸易呈现良好互补性，中国对非洲的出口商品主要有机电产品、轻工和食品等。非洲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主要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规模逐渐扩大，原油、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贸易金额、数量均快速扩张。中国加入 WTO 以后，逐渐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生产网络，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空间迅速扩大。为了加快推动中非贸易发展，中国不懈努力，积极扩大非洲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的受惠范围，为非洲向中国出口产品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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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955 年万隆亚非会议开始，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非洲大陆开始紧密相连，中国成为南南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在积极致力于自身国家发展的同时，密切关注非洲国家的发展，最大力度增进与非洲的经济合作，支持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与非洲的经贸合作同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并且几乎没有附加条件。中国的援助动机和给予非洲的援助政策彰显着南南合作的要求与目的，一方面做到政治上的平等互信，另一方面体现为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截至 2012 年，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中国的援助已超过世界银行。
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息息相关，向中国出口占据其总出口主要份额。已有研究表明，出口增长能够显著带动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具有强烈的正向相关性，具体表现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近年来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发展经验。出口增长带来的巨大效用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外汇储备的增加，可有效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增加技术外溢，改善资源分配，创造就业和增加劳动报酬，这些均将带来整体的经济增长。
部分非洲国家在上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初开启了自由市场经济与贸易改革，抓住了出口增长带来的红利，这些措施取得了切实成效。非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占 GDP 的比重从 1983年的22%上升至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32%，同时，GDP 增长率由 1983 年平均增长率-3%上升至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超过4%。这些统计表明，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然而，尽管具有当前的发展，非洲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百分比仍然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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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不同的贸易理论在研究贸易增长源泉时，使用的前提假设不尽相同，相应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如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再到新新贸易理论，这些已体现了不同的前提假设和结论。对于产业间贸易理论而言，其前提假设为产品同质和消费者偏好无差异，更加关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故出口贸易增长主要体现在相同种类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而产业内贸易的前提假设则不同，具体为放松产品同质的前提假设，更加关注出口的产品种类，并且考虑规模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一国出口增长与该国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年度的出口结构建立联系，并通过这种方式研究扩展边际（ExtensiveMargin）和集约边际（IntensiveMargin）对于出口增长的贡献。扩展边际贡献的出口增长是指一国出口的多元化发展，集约边际指的是一国出口的专业化，即该国家出口了更多之前出口过的商品。在 Melitz 模型中，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进入出口市场，这一条件就意味着出口企业的数量以及进入出口市场企业的出口量均受生产率的制约。正是受贸易成本的影响，能够参与出口市场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一旦贸易成本有所下降，已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的出口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体现在集约边际，与此同时，原有未进行出口的企业由于贸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参与了出口，此时出口扩张便沿着扩展边际。
贸易增长可以来源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即原有已出口过的产品数量的增加和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Amurgo-Pacheco 和 Pierola (2008)将集约边际定义为原有已出口过商品出口的增加，这些商品也被成为“老产品”（oldproducts）。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被称作扩展边际，新增加的产品种类被成为“新产品”（newproducts）。关于企业层面的二元边际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扩展边际是指由于厂商加入和退出出口市场所引起的贸易额的变化，集约边际指的是原有企业出口额的变化（Bernad 和 Jensen，2004；Anderson，2007；Lorz 和 Wrede，2009；Bernard，2009）。在产品层面的定义，Hummels 和 Klenow（2005）指出扩展边际指的是出口产品种类变化引起的出口总额的变化，集约边际为已出口过的产品数量或者价格变化引起的出口贸易额的变化。不同文献对于“新产品”和“老产品”的定义有所不同。通常，“新商品”指以前从未出口过商品。在具体的文献中，对于某种商品以前是否被出口过设有不同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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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元边际作用的发挥和影响因素
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差异实质上是造成一国出口增长、出口方式乃至出口竞争力不同的重要因素。Hummels 和 Klenow（2005）发现大型经济体比小型经济体出口更多。他们基于 126 个出口国和 59 个进口国在 5000 种产品上的贸易进行研究，探索大型经济体是否会出口更多数量的产品（集约边际）、更多种类的产品（扩展边际）或者更高质量的产品。研究发现，更大型经济体的出口有 60%依赖于扩展边际，对于产品类别，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以较高的价格出口了更多商品。Amurgo-Pacheco 和 Pierola（2008）在产品与市场两个维度对出口进行分解后得出结论，在对出口扩张的促进上，扩展边际的作用比集约边际的作用更大。Helpman 等（2008）分析 1970 至 1997 年全球 158 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发现，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Eaton（2004）由微观视角开展研究，基于法国企业层面的数据探索发现法国出口总量的变化主要由扩展边际贡献，即企业数量的变化。并且，贸易成本对于扩展边际的影响比对集约边际更为显著。扩展边际还会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与目标市场的距离越远，出口多样化水平越低。施炳展（2010）利用 1995-2014 年中国企业出口数据，将出口增长分解为三元边际，分别为数量增长、价格增长与广度增长。研究结论为中国出口产品呈现价格低、数量高的特点，从出口增长的视角，数量增长、广度增长在中国出口增长作用明显，而价格增长对于出口增长的作用十分微小。钱学锋和熊平（2010）通过对中国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于集约边际，相比之下，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贸易成本与二元边际有着自然的联系。首先，贸易成本增加将导致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向国外市场出口量下降，体现为对集约边际的负面影响，其次，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将面临无法收回固定成本的困境，由于未满足这一门槛条件被迫退出出口市场，影响扩展边际。国内学者钱学锋（2008）借鉴了 Kancs（2007）的模型利用 2003-2006 年的数据，利用异质性模型方法把贸易成本分解为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贸易成本对于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体现扩展边际比集约边际受贸易成本的影响更大。陈阵和隋岩（2013）基于企业的微观视角发现，贸易成本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
图 3-1 产品与市场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