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优惠贸易协定深度的角度出发，从理论和实证的方面研究了优惠贸易协定签订及其质量对我国对伙伴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 PTA 的现状和发展来看，优惠贸易协定的数量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急剧增加，PTA 的内容随数量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变化，条款的覆盖范围更广、规则和标准的约束力更强。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PTA 数量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缓慢增加，并基本保持不变，但 20世纪90 年代之后，贸易协定的数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PTA的数量从1990年的 51 个到 2015 年的 279 个，增加了五倍多。随着数量的增加，协议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贸易协定包含了 20 项以上的法律强制性条款，大部分新签署的优惠贸易协定涵盖 10-20 个政策领域，少数政策领域则少于 10 个。也就是说，现阶段的 PTA 是深层次的，因为他们涵盖的主要政策领域远远多于主要关注关税自由化的传统 PTA。在同一时期，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贸易协定数量的增长具有一致性（如图 1.1 所示），1990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438.75 亿美元，而到了 2016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至 1.6 万亿美元，FDI增速超过了同期贸易和 GDP 的增速。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虽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PTA 的起步较晚，但增长势头较猛。目前，中国已经与新西兰，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智利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7份自贸协定，近阶段签署的 PTA也涵盖了更多的政策领域，呈现出加深的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已不单单是引资大国，2018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1430.4 亿美元，覆盖全球一百八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十八个行业大类，是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随着近几年我国对外投资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与吸引外资的水平基本持平，成为拥有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双重身份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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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在各国签署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深的贸易协定以及国家、企业越来越多地寻求参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大背景下，探索并掌握好深度 PTA 与 FDI 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层面看，之前的研究大多将优惠贸易协定视为“Black box”，研究者们往往将是否签署 PTA 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研究，这可能会导致对 PTA 效果的估计出现偏差，低估了那些高标准自由化的 PTA 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因此区分不同类型的优惠贸易协定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十分重要。对于国际直接投资而言，研究者们较多的将制度问题作为东道国区位优势的组成要素，更多的关注与投资更为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很少从贸易协定的角度，特别是从贸易协定深度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在少数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将签署不同的 PTA 对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影响归结为缔约国自身的特点或是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忽略了 PTA 本身的深度差别与 PTA 内容的异质性。
基于此，本文在现状分析中除对全球 PTA 的发展趋势进行归纳总结外，还对优惠贸易协定所涵盖的条款进行深入剖析，并构建了用于衡量 PTA 深度的综合指数，探索 PTA 深度的区域异质性以及与 PTA 合作伙伴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针对中国目前签署的 PTA 现状、深度以及条款覆盖面进行的更为细致的分析。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分别从 PTA 深度和条款异质性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将样本国家细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特别考虑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为全面的考虑不同深度与条款异质性的 PTA 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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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第一节 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二战前，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定义还未清晰，更多的是将其认定为国际证券投资的一种形式；因此，此时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认为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差。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FDI 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伴随着跨国公司这一媒介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海外投资的行为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市场内部化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由于市场失灵、特定产品的性质以及垄断的存在，致使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若此时，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会倾向于在内部交易中间产品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一但此过程跨越了国家边界，则会产生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生产活动方式，除了由于关税贸易壁垒对于出口的限制以及许可证方式导致的技术扩散外，更多的是因为海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有效的将无形资产在内部转让，减少交易成本，而且在此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专业技术分配中获得利润最大化。因此，即使不存在贸易壁垒，跨国公司仍会对海外进行直接投资。
Dunning（1977，1981，1988）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被广泛接受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总结出跨国公司行为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三个最为基本的决定要素，即 OIL 模式。其中所有权优势理论是海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即一国的企业独有或者可以获得的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以及金融和货币优势等。内部化优势是指由于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技术扩散以及签订和执行合同需较高费用等因素造成了市场的不完善，企业为避免因此受到影响而将其拥有的无形资产等内部化。区位优势主要是指各国的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以及政策制度因素等方面对投资者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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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者们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存在着不同的形态。Helpman（1984）认为跨国公司会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特定优势，将不同的分支或生产环节放在具有不同优势的国家/地区生产，在此过程中垂直型 OFDI应运而生。与此同时，Markusen（1984）发现当贸易出口成本高于海外直接投资成本时，跨国公司为了利用本国与自身的特定优势在不同国家生产相同的产品、提供相同的服务，便会产生水平型 OFDI。Carr,Markusen 和 Maskus 在 2001 年的研究中提出了知识-资本模型，他们认为无形资产的特点会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水平型 FDI 会减少无形资产的开发成本是基于无形资产的边际成本较低的特点。而基于无形资产没有地理上的限制这一特点，垂直型 FDI会在高技术素质人才聚集的地区设立公司总部，在劳动力廉价且丰富的地区设立生产总部。Baltagi（2008）认为距离成本、要素禀赋差异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会影响双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因此他在 Ekholm，Yeaple（2003）的基础上将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划分为水平型、出口平台型、垂直型和复杂垂直型四种。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进一步探究了 OFDI 的影响因素。Filippaios，Papanastassiou（2008）采用 2SLS 法分析美国对欧盟 OFDI 的影响因素，他们发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异质性，而集聚因素、市场规模、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在诸多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King 和 Carro Fernandez（2010）通过案例分析指出能源资源和技术因素是影响印度和巴西直接投资的长期主要因素。在对我国 OFDI 的影响因素分析中，Buckley（2007）对 1984-2001 年中国与 49 个伙伴国 OFDI 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 OFDI 的因素主要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政治风险、资源禀赋以及共同文化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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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PTA 发展现状分析...............................15
第一节 优惠贸易协定的内容分析................................15
第二节 优惠贸易协定的深度分析...................19
第四章 我国 OFDI 发展现状分析...................................28
第一节 我国 OFDI 规模分析....................28
第二节 我国 OFDI 行业分析.......................30
第五章 PTA 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 37
第一节 静态影响机制分析.....................38
第二节 动态影响机制分析.......................42
第六章 PTA 签订及其质量对我国 OFDI 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模型建立
Ravebstein 最早将引力模型纳入经济学领域的讨论范畴，随后 Tinberger、Bergstrand 等众多学者开始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国际贸易流量。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引力模型也被广泛的应用到研究 FDI 的相关问题上。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进行回归检验，与传统引力模型相比加入了一些制度因素如经济总量、地理距离、边界以及优惠贸易协定等。
本文选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较大的 53 个国家（综合考虑了存量和流量的增长情况，并剔除避税动机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由于我国自 2003年才开始系统的发布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