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重点在于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对外开放程度直接作为影响电信业产出的投入指标并不合适，有学者提出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也越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可以带来电信业总投资的增加，进而带来电信业产出的增加[23]。可见对外开放程度对电信业产出具有间接影响。因此本文将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影响电信业生产前沿的外生变量，即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外生变量直接影响 SFA 模型中的技术非效率，进而影响模型的生产前沿面。
对于开放程度指标的选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李豫新，郑李昂（2019）[19]分别选取了对外开放水平（FDI）作为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何枫，陈荣（2004）[12]分析了经济对外开放的不均衡性对省份经济效率影响，选取了外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GDP）与贸易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作为影响技术效率的外生变量。朱承亮（2009）[47]研究了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及影响因素，选取外资依存度、贸易依存度作为影响技术效率的外生变量。国内学者在选择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主要是贸易依存度以及外资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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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电信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先后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开放改革措施，实现了从起步到飞跃的高速发展。本文从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个角度出发，衡量了转售业务市场开放对中国电信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重点包括：（1）基于国内移动转售业务市场开放和宽带业务试点开放改革，设置时间虚拟变量，研究两大改革措施对电信业业务的直接影响，并分析产能利用率变化背后的原因。（2）选取移动通信业务服务贸易壁垒限制指数作为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技术效率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电信业对外开放程度对移动通信业务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在全球层面上的产能利用率发展水平综合评判电信业对外开放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示：（1）国内移动转售业务市场开放以及宽带业务试点开放的影响系数均小于 0，表明两大改革措施的实施不利于电信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尽管改革实施后一年的产能利用率大幅度提升，但因为监管政策缺失，开放程度不高，核心资源未能实现完全开放，转售业务商与三大基础运营商之间的市场竞争不具有对等性。所以长期来看，电信业产能利用率仍逐年下降。（2）服务贸易壁垒指数与电信业产能利用率呈负相关关系，即服务贸易壁垒指数越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电信业产能利用率越高。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电信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外资进入市场参与到国内企业的竞争可能性增大，进而迫使企业实现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有利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3）结合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中国产能利用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将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分为 4 个阶段：阶段 1（2006-2008 年）、阶段 2（2008-2013 年）、阶段 3（2013-2015 年）、阶段 4（2016-2018 年），产能利用率分别呈现出逐渐下降、平稳增长、迅速增长、逐渐下降等特征。中国整体电信业产能利用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略有不足，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