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基于制度视角，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分地区分析方面，得出以下结论：东南亚地区虽然许多国家行政监管力度不足，政府官员腐败严重，还是吸引了我国大量的投资；西亚北非地区政局动荡不安，近年来投资流量呈下降趋势；中东欧地区在制度环境方面因为历史遗留有一定的相似性，且法规较为完善，是我国企业 OFDI 较为青睐的地区；南亚地区因政局更替存在政治不稳定的风险，这也直接影响到了近年来我国对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有所减少；中亚及蒙古地区容易受到地缘政治波动的影响，这也导致中亚及蒙古地区是 2018 年吸引我国企业 OFDI 投资流量最少的区域。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013 年下半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而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也被这个重大倡议所吸引，2015 年，建设步伐加快，“一带一路”从畅想阶段开始步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十九大报告期间，《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容有所丰富，“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其中，“一带一路”是亚欧非沿线国家协同并进的阳关道，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的独木桥，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一带一路”秉持着全面开放的理念，对所有国家及地区都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待遇，尤其是不标榜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独特地位，“一带一路”倡议在亚欧非沿线国家的鼎力支持下取得了显著成效，到2020 年 1 月底为止，我国共与 138 个国家及 30 个国际组织签订了 200 份“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文件1，“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贸易和投资的途径，使中国和亚欧非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更加紧密，有利于沿线所有国家及地区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目的。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国 OFDI 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2018 年末，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 178.9 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计的 12.5％，直接投资存量则是 1727.7 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计的8.7％，同时，2018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前二十的国家及地区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七个，投资存量排名前二十的国家及地区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六个，而投资流量和投资存量皆在前二十之列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四个，分别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老挝，从并购看，2018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项目达到 79 起，并购金额为 100.3 亿美元，占我国企业对外并购总额的 13.5％，从新设企业看，2018 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了 1 万家，可以说数量上是大大超过了 2017 年的 3000 余家，从行业构成看，2018 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行业中，占比最大的是制造业，制造业领域的投资达到了 5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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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十分复杂，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在现实中具有较大的差异和不同，本文将对中国在这些国家开展 OFDI 的现状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包括总体分析和基于制度视角的分地区分析，并且将具体选择以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作为切入点进行实证研究，虽然现有文献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对我国 OFDI 的影响这一方面有一定的研究，但是关于制度环境的细分指标这一块，还是具有继续深入研究的价值，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目前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东道国总制度环境水平对 OFDI 的影响时，选择选取一个指标作为变量，如经济制度等，事实上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不仅研究东道国总制度环境水平对中国 OFDI 的影响，还从 WGI 指数六个具体制度环境指标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并且在这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研究，加入东道国总制度环境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交叉项，研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的影响是否具有调节作用，以及最后以总制度环境水平是否优于中国为标准，对 46 个样本国家进行分组，探讨两种不同情况下制度环境的不同影响，这将有利于丰富和充实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研究这方面的理论成果。
二、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截至 2020 年已有七年，目前已经有不少我国的企业前往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但是我国企业对这些国家开展 OFDI 时，并非一帆风顺，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尤其是受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并不是非常理想，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的影响研究，有利于指导中国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更高质量地开展 O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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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Dunning 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理论中他肯定了制度环境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如果企业要开展跨国投资的话，必须兼具三大条件，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三大条件之一的区位优势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对于企业来说，被投资的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在投资环境方面拥有一定的竞争力，而投资环境的竞争力一大方面就是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优势，具体来说，就是这些国家法律法规比较完善，经济制度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宽松，而且有规章制度可以对企业的合法财产进行保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纷纷选择走出国门跨国发展，邓宁的理论也在不断扩充和完善，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他认为之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以原先的成果为基础，他特别强调了时代在变化，企业需要与时俱进，在开投资的时候必须重点关注制度环境，相比之前制度环境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和投资效果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所以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应该加入制度环境这个变量。
二、制度基础观
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发展的时候，重点关注制度环境，此流派认为制度环境在企业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会通过影响交易成本等进而影响企业决策。受其影响，Scott（1995）提出制度受到规则、规范和认知这三个支柱的支撑，在这三大支柱的基础上，制度基础观应运而生。Mike W.Peng（2003）提出企业开展投资决策是在组织和制度两方面共同作用下进行的，而且制度环境在其中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此流派对之前将制度环境仅作为企业战略抉择的外生变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研究企业战略抉择的时候，制度环境应该是一个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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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制度环境对 OFDI 的影响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制度环境和 OFDI 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环境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将会很有效的影响到企业OFDI的开展，所以专家学者们就这个方面进行了大量不同角度的研究，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将制度环境对 OFDI 的影响分为三类，分别是：一、母国制度环境对 OFDI 的影响；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 OFDI 的影响；三、两国制度距离对 OFDI 的影响。
一、母国制度环境对 OFDI 的影响
在企业开展 OFDI 时，会被母国制度环境所影响，如母国的政治稳定性和政治风险等，目前专家学者们在研究母国制度环境对 OFDI 的影响时共有两种看法，分别是以制度逃逸和制度跳板作为视角。
从制度逃逸的角度出发，专家学者们认为企业开展 OFDI 的原因主要是母国制度环境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为了在经营过程中规避掉母国的政治风险，企业才开展 OFDI，而且随着母国制度环境水平的提高，企业 OFDI 将会相应减少。Witt 和 Lewin（200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中母国制度环境水平的提高会对企业进行 OFDI 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他们的观点是母国的制度环境水平越低，企业在母国开展经营活动就越容易面临政治风险，而这将会极大的限制企业在母国的发展，所以企业才会选择从母国逃逸，通过 OFDI 来避免母国市场不成熟、知识产权的保护较弱、政治风险较大等的现状。Kayam（2009）考察了 2000-2006 年期间决定 65 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因素，其中在反映政治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时，他使用了 ICRG（国际风险指南）中的官僚体系的效率和腐败控制等指标，通过研究发现，随着本国政府的稳定、投资状况和官僚作风的改善，资本外流减少，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形成是对本国制度环境逃避反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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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现状分析...................14
第一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总体现状.......................14
第二节 基于制度视角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的分地区分析...................19
第三节 本章小结...........................26
第四章 “一带一路”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的实证分析..................27
第一节 制度环境对 OFDI 的影响机制分析 .............................27
第二节 “一带一路”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影响的模型构建.......................29
第三节 “一带一路”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影响的实证及结果分析 ...........33
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46
第一节 研究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