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策建议..........................46
第四章 “一带一路”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制度环境对 OFDI 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东道国总制度环境水平对中国企业的 OFDI 的影响
邓宁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肯定了制度环境的重要作用，区位优势中一大方面就是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优势，具体来说，就是这些东道国法律法规比较完善，经济制度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宽松，而且有规章制度可以对企业的合法财产进行保护，而且他特别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背景下，在进行跨国投资的时候，企业必须重点关注制度环境，相比之前制度环境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和投资效果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环境会通过影响交易成本等进而影响企业决策，受其影响，制度基础观提出，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是在组织和制度两方面共同作用下进行的，而且制度环境在其中的重要性不可替代，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战略抉择的重要一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活跃，制度环境在影响企业开展 OFDI 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于新兴经济国家而言，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将会放大，可见，制度环境对企业开展 OFDI 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对于制度环境对企业开展 OFDI 的影响在现实中是非常复杂的，受到母国、东道国等的具体情况影响，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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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基于制度视角，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分地区分析方面，得出以下结论：东南亚地区虽然许多国家行政监管力度不足，政府官员腐败严重，还是吸引了我国大量的投资；西亚北非地区政局动荡不安，近年来投资流量呈下降趋势；中东欧地区在制度环境方面因为历史遗留有一定的相似性，且法规较为完善，是我国企业 OFDI 较为青睐的地区；南亚地区因政局更替存在政治不稳定的风险，这也直接影响到了近年来我国对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有所减少；中亚及蒙古地区容易受到地缘政治波动的影响，这也导致中亚及蒙古地区是 2018 年吸引我国企业 OFDI 投资流量最少的区域。
实证方面，使用 2008-2018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46 个国家的 OFDI 数据，结果具体如下：（1）通过对东道国总制度环境水平的回归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 OFDI 时，更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制度风险偏好；且双边贸易关系、汇率水平、FTA 的签订、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中国企业的 OFDI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两国经济发展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OFDI；（2）通过对 WGI 指数六个具体制度环境指标进行回归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 OFDI 时，中国更偏向腐败程度更高、政治稳定和民主政治较为发展的国家，而东道国的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法治水平这三个因素并不是中国企业开展OFDI 时重点考虑的；（3）通过对东道国总制度环境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交叉项的回归，发现加入交叉项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制度环境水平对中国 OFDI 的影响更显著且影响作用更大，我国 OFDI 的制度风险偏好有所加强；（4）以总制度环境水平是否优于中国为标准，对 46 个样本国家进行分组后，发现企业在面对总制度环境水平不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OFDI 存在“差中取优”的趋势，而在面对总制度环境水平优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则存在“优中取劣”的趋势。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