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美国因素在日本防卫政策中的由来与发展
1.1 美国因素在日本防卫政策中的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占领国的美国对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非军事化”改造，取得了包括实现民主普选，土地改革，解散部分财阀等方面的成果。除此之外，战后日本社会改造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了《和平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基于国际和平和维持国际秩序，将永远放弃宣战权力、武力恐吓来解决国际纷争，即永久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战争，不保持军队，不承认交战权等。在《和平宪法》以及和平主义的国际思潮影响下，战后的日本走上了“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吉田路线主张与美国建立集体防卫体制,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共同保卫日本的安全,而不是单靠日本自己的力量来保卫日本的安全,日本将军事防卫权力全部交托给美国，“专守防卫”成为日本防卫政策的基本方针之一。
出于对东北亚地区形势的综合考虑，为了满足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美国在对日政策方面开始有所变动。1947年日本重新成立了警察力量，1950年7月，由于在前一个月爆发朝鲜战争的原因，在麦克阿瑟的要求下，日本成立了75000名警察预备队和8000名海上保安队以确保日本本土和海洋的安全秩序，应对朝鲜半岛战局。1951年9月，美国与日本单方面媾和，双方签订《旧金山合约》，合约签订之后仅5个小时双方又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安保条约》中规定，美国拥有在日驻军权，美军人员还拥有治外法权。不仅如此，条约中还规定美军可以对日本的“内乱”进行镇压，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时对日出兵。《旧金山合约》与《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虽然使日本在名义上摆脱了战败国的身份，但是从条约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很难脱离美国的实际控制，美国对日驻军以及帮助日本镇压“内乱”的条款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对日本国家安全与防卫政策方面的影响力。1956年日本出台的《国防基本方针》中再一次重申了日美安保体制对日本国防的重要性，若日本国家安全受到攻击时，日本将以日美安保体制为基础进行反击。
1.2 美国因素在日本防卫政策中的发展
1.2.1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
由于冷战的对抗局面不断升级，美国自身深陷越战，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等因素的制约，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灵活反应”战略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国际格局与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美国不愿再一味的保持日本的第一“监护人”角色，直接承担日本可能遭受战争给其带来的风险与义务，“这意味着从此美国只愿意为其亚洲盟友提供最终手段的核保护伞，而常规战争由亚洲盟友自己负责”。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考虑，改善对华关系，施行“越顶外交”的外交战略，给日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压力。同一时期，东南亚发生了两次反日浪潮，也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外交冲击，这使日本认识到，日本要为自身的经济活动担起政治责任。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令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不得不调整其中东政策。诸多事件的发生促使日本国内政界与学界开始思考如何寻找一条出路，以保证日本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时，能够维持自身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寻求日本在日美同盟关系中的平衡点。
1978年，日美两国共同签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合作指针”），日美之间的安全防卫合作进入新阶段。“合作指针”对日本本土遭到入侵、远东地区发生对日严重事态等情况做出了详尽的应对：第一，明确防卫顺序。在应对侵略方面，若日本受到侵略事件，首先由日本自卫队独立退敌，若日本自身防卫力量不足以应对外部侵略态势（包括核攻击等情况），则由美国出兵协作日本共同防卫，排除威胁。第二，拓展日美安全合作范畴。“合作方针”中还指出，日美之间应增加两国间的联动效应，除了必要的军事联合演习之外，在情报、后勤、技术等方面应进行交流与共享。《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不仅使日美安保机制更加牢靠，同时也给日本防卫政策今后的变动留下更多的空间与灵活性，日本自卫队的责任已经不仅仅限制于本土的防卫安全工作，防卫范围扩充至日本周边的海空领域。在“合作指针”签订之后，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其军事力量的强化，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中角色地位也更加活跃。
第 2 章 安倍新政府防卫政策的调整
2.1 安倍新政府防卫政策调整的动因
21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不断升级，安全事件不断增多，例如朝韩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中日钓鱼岛争端、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国南海争端等。在伴随着各种复杂性与多变性的安全困境中，东北亚各国既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同时也获得了更多参与地区事务的机会。日本也不例外，尤其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之后，一直致力于将日本打造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甚至野心勃勃的想成为亚洲秩序的主导者，并对日本防卫政策进行了大量“自主性”调整。造成日本防卫政策由“专守防卫”向“自主防卫”迈进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比较关键的在于三点：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外部助力”，二、中国崛起的“外部威胁”，三、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内部动力”。
2.1.1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外部助力”
就美国而言，奥巴马政府在其上台以后多次强调过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提出美国属于亚太国家，承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参与度将不断提高，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将重返亚太作为目前美国的重要国家战略目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内容涉及安全，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以至全球的霸权地位，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加强亚太地区力量存在，利用亚洲盟友对中国的堀起进行平衡。
“日本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基石，也是美国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伙伴，这是6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重视对日关系的原因所在，也是美国国内超越党派争论的共识之一。”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地缘外的超级大国，奥巴马政府要想顺利施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的作用不可替代。美国需要利用亚洲盟友的力量协作美国来介入亚太地区，日本无疑成为美国的首选。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深化两国同盟合作成为美国的必然战略选择。另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在于遏制中国发展。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美国的战略重心一直处在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反恐十年”在客观上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空间，2010年末日本内阁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日本高出近4044亿美元，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霸权战略的最主要挑战者，所以美国迫切需要同样地处东北亚地区的日本更多的参与到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事务中来，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抑制中国的“排头兵”。
就日本而言，美国鼓励日本在亚太地缘安全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日本政府力图实现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日本全力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借以加强日本对地区安全议题的干预能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日本就提出了“普通国家”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最主要的两点是“摆脱二战后体制”和“军事权力正常化”。美国的亚太战略中，需要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参与更多的安全事务，这恰恰给了日本向“军事权力正常化”的目标迈进以很大空间。借助日美之间的安全合作，日本将进一步提升自身防卫能力的自主性，甚至实现将日美关系从“依附型”向“合谋型”转化，这无疑助涨了日本打破《和平宪法》束缚，摆脱二战后体制的势头。
2.2 安倍新政权防卫政策调整的具体表现
2013年4月27日，日本共同社的一篇新闻报道一时间引起各方注意，新闻图片中，日本首相安倍身着全副坦克兵专用装备，站在日本新式战车上挥手致意。这一别有用心的一幕只是安倍上台以后一系列右倾化举动的缩影之一。在安倍二次执政以后，日本已经明确了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外战略方针，并且借助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东移这一契机，决定更多的参与到亚洲的安全事务中来，面对复杂多变的东北亚安全局势，安倍晋三再次上台之后频频进行日本的防卫政策调整，针对东北亚地区的军事部署不断增强。
2.2.1 修订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自从1976年首版《防卫计划大纲》被提出以来，每一个版本的《防卫计划大纲》就成为了日本国家防卫政策的中长期基本指导纲领。迄今为止，日本一共颁布了5版《防卫计划大纲》，作为时效一般在5到10的中长期性质文件，“大纲”本不应该被频繁修改。然而2013年末，仅仅经过3年时间，由民主党出台的2010版防卫大纲便“寿终正寝”，安倍政府出台了重新修订的2013版《防卫计划大纲》。造成防卫大纲被快速修改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日趋严重，尤其是与中国的钓鱼岛争端所造成的东海问题不断升级，日趋深化的领土纠纷为安倍政府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提供了所谓的“客观需要”；第二，日本国内兴起的民族主义热潮导致的日本政坛整体右倾化，为新版“大纲”的出台提供了丰富的国内土壤；第三，2010版《防卫计划大纲》系民主党的产物，自民党上台以后必然会提出自身的安全战略计划，“大纲”的修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新“大纲”在内容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一、突出强调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挑战。在新大纲对日本所处的安全环境评估中，“中国威胁”被强调成为
